风险理论反思与领导决策风险应对／腾延娟

　　（二）风险社会恐惧的普遍性对政府行政的挑战

　　风险社会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恐惧的普遍性。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本就源于核危害给人们带来的恐惧。公众的恐惧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风险，恐惧也许会以大规模连锁反应的形式导致额外的损害。恐惧也是一种真实的社会成本，而且它可能导致其他社会成本的产生和增加；相反，即使是毫无根据的恐惧的减少也是一种社会收益。贝克认为，“我饿！”是阶级社会的驱动力，“我怕！”则是风险社会的驱动力。这也是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之间的差异，即“焦虑的共同性代替了需求的共同性”。［3］

　　桑坦斯把对人们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概括为五点：①获取性启发（或被译为有效启发），简言之，即相较于不熟悉的风险，熟悉的风险在民众的认知中会被认为是更严重的风险。获取性启发可能会导致过分恐惧或忽视危险两种严重错误。②概率忽视，即对风险过分担心而忽视了风险发生概率的微乎其微性。③只看见危险，没看见收益。④直觉毒理学，即仅依赖直觉做出决策。⑤系统性忽视，很多时候民众会忽略一次性干预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此外，社会连锁效应和群体极化作用亦会强化这五种风险认知因素。尤其是当民众对某件事情一无所知而仅凭道听途说形成自己的看法时，还会产生信息连锁效应。当成百、上千、上万的人们仅仅因为别人也这么想而接受某一观点时，这一系列影响就会导致社会连锁效应和声誉连锁反应。换言之，当一知半解的人们互相商讨时，会由于群体极化效应使自身认识极端化，从而造成恐惧像野火一样蔓延，甚至最自信的人为了赢得社会的赞同或避免被反对有时也会调整自己的陈述，而为建立或维持自己的声誉，他们有时也会选择保持沉默而规避因发表看法或意见而带来的声誉损失风险。这些效应会促使公众主张对小概率风险采取强烈的规制措施。立法者甚至比普通公众更容易受到声誉压力的影响，这也会导致政府在小问题上浪费很多资源。而在当今互联网发达的通信时代，这种群体极化造成的连锁反应又被无限放大，从而对政府决策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三、领导决策风险的应对

　　（一）领导决策面临由确定性行政到不确定性行政的转型

　　对于现代化进程带来的风险，政府当然可以独自将风险预防的全部责任承担下来，然而，这样的责任承担方式将导致政府行政效率下降、行政成本增加、社会公信力丧失。因此，对于风险管理，政府虽然是主要的管理主体，但也应在有限范围内承担责任，甚至严格说，政府应只承担其监管职能，即确定风险规制工具，通过风险规制工具来确定监管的边界，将风险评估责任分配给其他的市场主体，而政府只负责监管风险评估行为并承担风险信息的沟通和交流职责。

　　桑斯坦认为，资源是有限的，如果我们在高度推测性风险上花费巨额资源，就是在不明智地分配社会资源。从责任承担上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