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驭下思想及其当代之鉴／黄丽燕

　　二、法家驭下思想的利弊分析

　　法家驭下思想的目标很明确，即让臣下谨守职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毋或作恶，从王之路”［1］47，一切顺从君王的旨意和主张。这有利于君王权威的树立，有利于稳固君王的统治地位和国家稳定，尤其是在国家建立初期及发展的关键期，法家驭下思想总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家驭下思想有很强的务实导向，在洞悉人性的某些方面深刻犀利。比如，为让君王提高警惕、切实“防奸”，韩非子列举了“六微”“八奸”，基本囊括了下属作奸犯科的所有情形，且列举了众端参观、必罚明威、疑诏诡使、倒言反事等防奸“七术”，很有启发意义。

　　法家驭下思想确定了因时制宜的立场，强调“事异则备变”［1］702。情况总是在发展变化的，上下级关系也是一直演变的，因此，要与时俱进，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研读法家驭下思想主要是分析其思维方式和立场，而不是教条式地生搬硬套。根据法家驭下思想，领导者要有忧患意识，驭下不是一劳永逸，而是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相应措施和法制。此外，法家还主张唯才是举、因任授官。这毫无疑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此不再赘述。

　　不言而喻，法家驭下思想不是完美的，也有一些弊端。法家驭下主张“不务德而务法”［1］735，把德与法对立起来，且主张严刑峻法，这就有失偏颇了，秦朝采用法家驭下思想而迅速灭亡即是一例。当然，不排除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环境中，强调务法不务德也许是适宜的。

　　法家驭下思想的理论基础为人是绝对逐利的，一切人都完全是为了利益而工作，上下级之间纯属利益交换，没有丝毫其他的关系，甚至直接否认忠臣的存在，“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1］362，这就很极端了。事实上，我国历史上很多忠臣义士是有理想的，是坚守道德观念的。法家驭下思想反对仁义，认为这是弱乱之由；也看不起贤智，认为不可靠。另外，法家对民众有蔑视之意，认为民众是愚蠢的。这些都是其局限性的一面。

　　三、法家驭下思想的当代之鉴

　　在某种意义上，单位是国家的一个缩影。在单位管理中，领导者应充分注重法家驭下思想的鉴示，充分吸收和灵活运用法家驭下思想，同时注意克服法家驭下思想的弊端。

　　（一）循名责实，用好赏罚二柄

　　循名责实是法家驭下术的重要内容之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根据下属的职位（名）来考核其尽职情况，另一个则是根据下属所汇报的情况来验证跟事实是否一致。其要害是用“实”来参验“名”，看是否名实相副，“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1］132。下属阳奉阴违、言行不一是许多领导者头疼的事，只要循名责实，则下属的才德及是非情况便一目了然，也可轻松识破“两面人”。“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1］52刑德即罚赏，罚赏是领导者驭下的两个利器。循名责实后，随之而来的便是赏罚，名实一致的予以一定的奖赏，名实不符的就予以相应的惩罚。法家驭下思想认为“侵官之害甚于寒”［1］55，各个官员不可越俎代庖，一旦越职，即便办好事也是名实不符，也该受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