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治理中的管理主义反思 ／霍建国

　　一、思维方式反思：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

　　管理主义是一种工具理性思维方式。在管理主义的工具理性思维方式影响下，现代国家治理呈现出工具思维、科学思维和量化思维的特征。就工具思维而言，主要表现为将国家治理看作是获得高效率的工具，强调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以标准化、技术化、程序化为指导，追求国家治理手段的合理性，致使国家治理成为治理手段而忽视了治理目的。就科学思维而言，主要表现为强调国家治理的专业化、规范化、法制化与非人格化，注重法律、契约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善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来进行治理革新，以此克服国家治理中的经验性与非理性倾向并提升治理效率。就量化思维而言，主要表现为将复杂的国家治理分解为若干个环节与过程，并通过可量化的方式加以记录、计算和推演来定量把握治理事务，据此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而实现国家治理的精确化。应该承认，管理主义的工具理性思维方式对于促进现代国家治理的科学化、规范化以及提升治理效率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管理主义的思维方式使现代国家治理的工具理性僭越了价值理性。就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而言，二者相辅相成、互斥互补，共同构成了理性的两个基本维度。自启蒙运动以来，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理性逐渐走上了推崇工具理性而拒斥价值理性的歧路，从而导致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与冲突。管理主义本身即是工具理性在管理领域中的产物。当以科学性、规范性、程序性、实用性、可计算性、有效性为特征的管理主义思维方式进入国家治理领域后，现代国家治理也不可避免地被这种工具理性思维方式束缚。在管理主义的工具理性思维方式影响下，现代国家治理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经济领域中的效率逻辑凸显而导致了GDP主义，过分追求效率而忽视了社会公平，甚至以经济增长来代替经济发展；政治领域中以专业化、等级制、技术化、公私分明化、非人格化为典型特征的科层制将政府塑造成结构精密的机器，而导致政府管理的僵化与人的异化；社会领域被过度地“组织化”与“管理化”，个人在社会事务方面变得无足轻重，“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1］；文化领域中则突出表现为具有引导与同化功能的大众文化的兴起，使个体的批判性、自主性衰落，最终导致人的内在精神家园的失落与自由的丧失，演变成“单向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