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产党人对训政道路的超越／梁承碧 　　

　　第三，避免片面推崇某种单一价值，坚持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并重，重视民主构建与发展的关联。共产党人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秉承民本主义传统的表现，而民本主义本质上就是实质民主。可见，政治民主化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就是弥补程序民主这一短板，实现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的良好组合。当然，这并不改变实质民主的主导性质。基于实质民主的主导性质，就很容易理解共产党人对中国式民主的构建与发展之关联的重视。如在发展理念方面，共产党人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原则，比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三个有利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等。这些指导原则既是关于国家发展方向的，也是政治民主化的遵循。在这些原则的支配之下，共产党人就不可能只顾民主推进而不顾发展，相反更加强调民主构建与发展的适应性协调。有学者用“发展导向型参与民主”［4］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式民主的建构路径。中国式民主的成长与发展紧密关联，既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检验了中国式民主的有效性与合法性。正因为如此，中国道路才被公认为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榜样。

　　三、共产党人的超越是“扬弃”，并非简单否定

　　共产党人所主导的政治民主化构成了对训政道路的超越，但这种超越并非简单否定和抛弃，而是吸纳了其中的某些积极因素，用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术语来概括这种关系，即“扬弃”。

　　第一，孙中山设计的训政道路中，“党国体制”是最重要的历史经验结晶，共产党人继承了这一经验。推翻君主制而代之以“党国体制”，孙中山谓之“以党建国”“以党治国”，这是孙中山长期探索并借鉴苏俄革命经验的重大成果。这种体制的优越之处正是“将党放在国上”可以获得强大的政治力量，从而达到快速地改造国家社会的效果。“党国体制”落实到训政方略之中就是“以党训政”，以革命党或执政党为训政主体或者政治保障。“党国体制”的运用，解决了转型社会政治集权和社会参与这两种需要冲突并存的矛盾，从而使民主化进程可以维持发展与稳定的平衡。共产党人继承了这一重要经验。在“三三制”民主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成为民主的组织者与监护者；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权力配置模式得到更好地运用和发展——中国共产党被确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并且在政制上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主化建设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坚持和发展，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第二，训政本质上是对激进主义的反动，其精髓是渐进民主化，共产党人也是渐进民主的践行者。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民主化运动中，激进主义潮流屡屡涌动，造成民主化进程的延宕。训政方略就是为克服激进主义而构造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