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产党人对训政道路的超越／梁承碧 　　

　　但是，这些优点仅仅局限于政治转型的技术层面，如果放宽考察的视野可以发现，训政道路具有一些与生俱来的重大局限性。这些局限性足以掩盖其在民主化转型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优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

　　第一，训政道路内含民主至上论，存在将选举民主或票决民主视为民主本质的偏颇，本质上属于一种策略选择。训政理论的提出是在东方国家试图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背景而寻求自强的一种策略选择。但是，这种策略选择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观念，即视民主为因、富强为果的“富强逻辑”。［3］当时人们普遍的看法是，西方的强盛源于其政治制度，只要建立了西式民主政治制度，民族的富强就是顺理成章之事。显然，“富强逻辑”内含了民主至上的观念，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之下，人们岌岌于民主政治无条件的尽快建立，故而成为急躁心理和激进主义的渊薮。训政模式难以从根本上摆脱其作为一种策略选择所固有的机会主义性质——对于国际环境的某种依赖性。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台湾地区的经济援助以及对台湾地区民主模式选择的干预。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社会来说，寻求独立自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而独立自主就要面对外部环境的强大压力（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点），模仿西式竞争性民主是不利于坚持独立自主立场的。

　　第二，训政道路对传统与现代做绝对划分，是一种割弃传统的发展选择。训政的实质是模仿西式竞争性民主，这样就难以避免要服从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即西方的就是现代的，东方的就是传统的，在这种现代与传统绝对二分观念的支配下寻求发展。训政模式立足于破解政治文化困境的发展途径就包含了这种绝对二分：通过“四权”（选举权、罢免权、弹劾权、创制权）运用的政治训练来荡涤专制政治文化和养成民主政治文化。在这里所谓的专制就是传统，民主就是现代。具体说来，训政道路舍弃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诸多合理因素，例如家国观念和统一意志，政治领袖的神圣性，还有传统治理智慧。这意味着发展的历史连续性中断，优秀政治传统失去继承的机会。这对于一个“文明型国家”来说，绝对是一个灾难。须知，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不仅不是中华民族的遗憾，反而是中华民族的巨大优势。例如，根据一项实证研究，台湾地区民众普遍反映当今台湾地区政治中“民主太多了”，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彻底抛弃传统的做法是误入歧途，甚至可以说蕴含一定的风险性，至少民主模式的合法性存在一定问题。这也证明，训政道路很难说是一种最优选择。

　　第三，训政道路片面推崇程序民主，却忽略了民主构建与发展的关联。训政道路以“富强逻辑”为预设，所以仅仅注目于竞争性民主的实现，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被理解为民主的结果，故而无须措意，这就造成了对民主建构与发展之间关联的漠视。台湾地区在2000年实现政党轮替之后，又于2005年废除“国民大会”，使政治彻底“去中心化”，就是这种漠视心态的产物。然而，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效果看，正是从实现政党轮替开始，台湾地区经济增长较之蒋经国执政时期大幅下滑，并从“亚洲四小龙”之首跌落至末位。至今已经近乎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