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演进的哲学图式/李 怡 涂浩然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推进的哲学框架结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端于“道路”，逐步演化为“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这四个方面有机统一且具有丰富哲学意蕴的命题，并系统化为一个哲学框架结构。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方面成就的垒砌，无不倚靠于“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这四大支柱。首先，在主体论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是在党的领导下，以人民为改革主体，通过激发群众的创新创造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取得的。其次，在矛盾分析法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何处去，需要伟大的理论做指导，我们党正是以“问题性研究”为矛盾分析法，不断破解改革、发展、稳定等实际问题，将改革引向深入的。再次，在发展观层面，在确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作为动力源泉的“改革开放”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发展观和矛盾观点。最后，在辩证法层面，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又要满足不同利益主体、不同层次民众的文化需要，这就决定了必须以“一元多样”的辩证思维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一）以“以人民为中心”为主体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的核心问题。纵观人类历史，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始终是人民，因为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历史活动能否获得成功，往往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已然意识到，只有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因此，群众路线被确立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为了让所有党员牢记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我们党还在党章中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党的根本宗旨。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群众史观、践行群众路线、为人民谋幸福。因为我们党深深地懂得，“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保证”［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党的领导下，在为人民谋福祉的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反复强调，党员干部开展工作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准绳，制定各项方针政策要以人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