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演进的哲学图式/李 怡 涂浩然 　　

　　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一同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为的是使我们党按照客观的思维方式，应对变革中的国际国内形势，实现思想与实际相符合、主观与客观相统一。具体而言，就是立足于中国国情与时代特征来建设社会主义。面对当时变化中的外部世界，中国必须进行变革，而这种变革首先需要从思想上完成。此时的中国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逻辑走下去，势必继续走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外促进世界革命的老路。这完全不符合当时国际国内的客观实际，因为“和平与发展”已然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中国若要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就必须首先在思想上同时代特征和世界潮流相吻合，在实践中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方法论指导下，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战略决策，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理论。

　　（三）以“共同富裕”为价值观

　　“共同富裕”的提出，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将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与原则立场。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并未提出如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当时的历史时空环境下，“共同富裕”可谓在社会层面起到了核心价值观的作用，体现了无产阶级开展社会生产的直接目的和价值取向。从共同价值观来看，“共同富裕”不仅发挥了价值引领和凝聚人心的作用，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向全国人民昭示了我们将要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样的社会主义。可以说，“共同富裕”为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超越当下，对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形成美好价值预期与自觉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铺设了一块具有社会意识性质的价值观基石。

　　从马克思经济哲学视角来看，“共同富裕”反映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层面，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辩证关系，那就是经济增长的目的和价值目标是为全体劳动者谋福利。这与资本主义采取各种手段无休止地获取剩余价值、以物为本的价值目标是完全不同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文中曾有过阐述，指出以剥削关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造就了两极分化和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劳动产品对劳动者的异化，即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数量越多，其所得到的价值反而越少。因此，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1］123。从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内在逻辑上讲，这是把“共同富裕”设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从而区别于其他的社会制度。可见，“共同富裕”蕴含着马克思经济价值观的内涵，体现的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