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机制创新：廉政文化建设改革的制度逻辑——基于广西的分析/纳树峰 姚贱苟

　　当前廉政文化建设中中央与地方各级的交流机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主要停留在自上而下的传达和自下而上的回报两条单向途径，并且这两条单向途径也是时空分割，难以协同推进中央与地方各级有效的交流。当组织中的主体没法进行有效的交流时，难免因为立场和利益差异导致行为与目标的分歧，难以形成达成整体目标的合力。这也意味着，广西廉政文化建设目标的实现必须创新各级廉政文化建设主体的开放循环交流机制，既要开放，也要循环，才能使各级主体能够推动它得以长期发展。

　　对于广西廉政文化建设如何形成开放循环交流机制，可以进行以下尝试。首先，正确分析判断当前广西廉政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目标，根据问题和目标明确并拓展广西廉政文化建设的相关主体，并把确定的主体纳入统一的线上和线下的平台。其次，规划并配置相关主体共建的任务和责任，做到任务、责任的分摊与连保相结合。再次，依据总体和各个具体主体的目标、任务、责任情况，建立合理的利益激励结构，形成利益共享的交流机制，特别要延展共享的各种利益形态，保证开放循环交流机制的实效和持续发展。

　　（二）创新中央与地方各级廉政文化建设的立体式政策扩散机制

　　由于各地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廉政文化建设要符合文化的一般特点和发展规律，必须进行创造性执行。创造性执行是全国以及广西廉政文化建设取得成功的基础。创造型执行就是政策创新，但在政策实践中，“一个好的政策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方利益主体，需要进行综合考虑和平衡，单兵突进会使政策效果打折扣，或产生很大的阻力和实施成本”［4］。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不仅需要有效的政策创新，更需要通过政策创新的扩散机制来降低全国及各地政策创新的成本，从而提高廉政文化建设的效益。中央与广西廉政文化建设政策创新机制如何创建，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首次，形成全国与广西廉政文化建设政策创新示范模式。其他各省与广西各地根据政策制定、执行、落实等要素全面深入分析，因地制宜创新廉政文化建设的政策示范模式。其次，由于创新成本大，创新推动者和继续创新推动者是社会极为稀缺的资源，这需要对创新进行保护，并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扩散。根据广西各级情况，这种扩散要取得规模效益，可以通过中央及各地各级的体制内、体制外、体制内外结合三种途径进行联合扩散。［5］再次，在广西各地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的政策创新学习、模仿、竞争、移植等方面的社会活动，构建和巩固广西政策创新的长效扩散机制。

　　（三）创新广西地方各级廉政文化建设的契约型政策效果评估机制

　　广西各级地方廉政文化建设是中央廉政文化建设的再规划和再细化，也是政策制定者和政策中层执行者接触政策对象的时空环境。按照管理学的观点，广西地方各级是中央廉政文件建设的执行者，又是地方各级廉政文化的决策者，聚决策、执行和监控于一身。他们通过与政策末端的亲身接触和沟通，并进行专业的判断来形成对政策效果的评估。这种评估的方式曾经在不少政策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廉政文化建设这种较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