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互补与党建创新/罗小艳 刘 崧 　　

　　二、儒道互补及其政治哲学意涵

　　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被政治认可，正式确立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其中尤以儒、墨、道、法四家为盛。墨家在秦汉以后即淹没于历史，可以不论，可将其视为中国主流思想之背景性因素。法家与儒道二家之关系，对今天的中国启发尤多。考法家之“法”，既来源于“道”，又脱胎于“礼”，融儒道二家思想之脉。最初的“法”盖肇源于周礼之更张，作为“礼”的调节、修正和补充，随着各国变法运动的兴起，“法”逐渐成长并制度化，终于摆脱“礼”的束缚而具有独立性。独立于“礼”的“法”，复与“道”不断联结交涉，建构起道法之间充满张力的思想空间。［4］这是法家与儒、道二家渊源关系的大致线索。

　　法家之“法”既肇端于“道”，又脱胎于“礼”，因而法家实为儒道互补思想运动的一个衍伸，侧重于政治技术层面。战国时的变法运动兴起恰与法家之兴起相耦合，商鞅、韩非之术大行于秦国，至秦始皇一统天下而臻乎极致。汉武帝时国力鼎盛，时来运转，乃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此，儒家思想定于一尊之格局得以形成。儒家之定于一尊，恰与社会政治相互建构而弥合为一体：社会方面之基础在于家庭生活，政治方面之配合在于君主政体，“家国同构”在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方面俱已完成。但儒家独尊不等于道法二家全然销声匿迹。道家作为儒家的互动因素，一直弥散于社会、政治、人生的方方面面，贯穿于中国文化的始终。法家作为“儒道互补”在技术层面之衍伸，也一直在发挥效力，“儒法互构”也是历史事实。但就思想分量而言，法家乃儒道二家之技术化衍伸，不足以与儒道在同一精神层面相提并论，儒道互补可以定位为中华文化精神之主体结构。

　　于是，需要探究儒道互补是一种什么意义的文化精神样态。笔者认为，儒道互补结构根源于《易经》阴阳思想，可以描述为一种阴阳关系。严格说来，阴阳关系不是对立关系，也不是互补关系，而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区分是一种形态的区分，不是性质的分割。认识到这一点，对领悟中华文化极为关键。儒与道作为阴阳关系，是儒中有道、道中有儒。这是一种相互渗透的关系，故而准确的说法应是“儒道互渗”，但鉴于“儒道互补”说法已在学界流行，本文姑且用之。

　　作为中华文化的整体样态，儒道互补不仅塑造了中华文化的精神结构，也塑造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及其哲学。儒道二家都强调“推天道以明人事”，但侧重点和落脚点不同。儒家重视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