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公正观的价值、局限与现代管理借鉴／李志伟 　　

　　（三）公正与私行对立：公正观的基本准则

　　中国古代的公正观，特别强调公心是公正的基础，突出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在谈到公正观时，公共利益是行为前必考虑的。庄子说：“是故丘山积卑而为高，江河合小而为大，大人合并而为公。”“文武殊能，大人不赐，故德备。”庄子意境里的“公”，必须是在采纳各方不同意见之后才会成为“公”。对于文武官员来说，只有远离了私心，一心为公，才会完备德性。很显然，庄子把公心和私心进行了对比阐释，他认为私心有损管理，唯出于公心才能把社会治理好。韩非认为：“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韩非强调保持公心之要义在于公私两分，二者不可混淆，否则，会招致混乱。只有公心才能进行良性治理。故此，治理之道就是要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作为其他一切利益的出发点。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公正与私行对立是公正观的基本准则。

　　（四）公法：公正观的基本保障

　　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时代、任何背景下，都没有绝对的公正。所谓公正，也只是在特定时代、某个背景下依据一定的准则来确定的。这个特定时期的准则就是某个时期的法律，在中国古代称之为公法。法律既是特定时期约束一定范围内成员的行为准则，也是在特定条件下实施社会公正过程中每一个成员权益的保障。关于公法对于社会公正的保障作用，韩非说：“圣人之为法也，所平不夷矫不直也。”韩非认为“平不夷矫不直”是法律制定之根本原因。汉代董仲舒认为，真正的社会公平依凭的是法律的尊严和严肃性，对那些不法之徒要敢于开刀、动真格。在汉代从董仲舒到后来的班固，都十分强调把严格履行公法作为社会公正的保证。

　　二、我国古代公正观的历史局限

　　（一）缺乏实现公正观的具体途径

　　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关于公正观的论述里，虽然儒家提出了仁义之心，谈到君仁、君义等，但具体来说，如何实现真正的仁和义，却没有有效可行的现实途径，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1］与此类似，道家提出人人平等，强调天人平等，在关于公正观的表述上有很多可借鉴之处。道家的精神境界很高，突出了人格平等，但同样是在实现途径上缺乏具体的方式方法。晋朝时期名士嵇康，虽然一生崇尚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但他的最终结果已然表明这种理想的人生是缺乏现实基础的。道家在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论述了人的社会平等，但道家所论带有强烈的经济平均主义色彩，主张打破不平等秩序，实则在现实中也只是一种幻想。如果说对于公正的理解仅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