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权腐败的衍生逻辑、特点及治理路径探析／马文婷 史春林

　　（二）强化政德教育，夯实预防期权腐败的思想基础

　　政德教育对官员具有强大的示范、命令、表率等外显指导功能，能够从激发或抑制动机角度影响其价值判断和行为取舍。因此，必须强化政德教育，夯实预防期权腐败的思想基础，从源头遏制期权腐败的衍生。政德教育内涵丰富，其基础是为民、要义是公正、重点是廉洁，因此，强化政德教育，首先，要积极塑造为民价值观。要帮助官员明确权力来源于人民，从而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自觉将自身利益诉求与公共利益需要相协调，从而实现二者间的平衡。其次，要大力宣传公正用权理念。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往往存在自我膨胀、扩张风险，必须通过公正教育增强官员明辨是非的能力，使其秉持公正、公开用权意识，对权力运行加以制约和引导，从根本上抵制诱惑，避免公权私用。再次，要坚持倡导廉洁作风，塑造廉洁政治环境，不断提升社会满意度，为期权腐败治理工作提供缓冲时间和社会心理空间。

　　（三）健全法律法规，明确遏制期权腐败制度边界

　　目前，中国防治期权腐败的法律法规还存在一定的缺陷，折射出中国对期权腐败认识不全面、不准确、不及时，必须坚持动态、开放、发展的理念，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严密的法律法规防治机制，筑就一道牢固的法制防火墙。

　　一方面，要对法律“真空区”及时进行补充。必须加强防治期权腐败的专项立法，深刻揭示和准确把握期权腐败的基本特征，有效界定期权腐败的构成要件，为防治期权腐败犯罪提供科学的量刑依据和惩罚标准。同时，要通过动态剖析期权腐败案件，找出现阶段治理期权腐败制度层面的相应漏洞与薄弱环节，积极出台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为相关工作提供有效指引。

　　另一方面，要完善现行法律法规。其一，对《刑法》中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合理扩大，即将“事后受财”也视为受贿罪，拉长官员职务犯罪的追溯期。其二，将贿赂罪中“财物”这一构成要件扩大至“任何不正当好处”，在法理层面对部分官员退休后前往利益单位从事名义上的“高管”“董事”等工作，实现期利与套现的情况加以有效规制。其三，针对2017年修订的《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意见》中的相关条款进行完善，如该条款提及的“聘任”以及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这两大限制范围要加以明确。对于“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和业务范围”这一限制也不恰当，因为部分领导干部在任期间存在人事调动情况，若单纯以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和业务范围进行限制，直接压缩了许多可能性。［4］此外，还应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合理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原则禁止+例外许可”的模式，对官员离职从业行为加以限制。［5］

　　（四）完善监督机制，降低期权腐败衍生概率

　　防治期权腐败，监督是关键。但目前中国对期权腐败监督还缺乏同步性和一致性，难以对其形成有效威慑和制衡。必须通过改革盘活具有强大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