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政府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探讨/周生虎 胡 泊

　　（二）政策目标偏差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所要解决的是宏观社会心理层面和社会心态存在方面的问题，目的是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县级政府政策目标偏差是指脱离社会心态培育这一核心任务，将工作重心过度集中在“维稳”上。表现为突出“综治办”作为主导机构，部分县级政府甚至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直接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范畴，注重预警、排查、防控等危机管理和突发事件管理方式的运用，强调自上而下的强制执行方式等。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与维稳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会以社会治安案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影响社会稳定。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有效开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时也能化解矛盾，可有力地促进社会安定和谐。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作为系统工程，其政策目标呈现出多样性、阶段性和层次性特点，维稳仅是其中一个方面，且属于较低层次，以维稳作为政策主要目标显然偏离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初衷。

　　（三）政策对象偏差

　　社会意识在受到社会存在决定的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表现为与社会存在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完全同步性。在社会心理层面则表现为一定时期内、不同群体之间价值认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客体是全体社会公众，以实现最大范围和程度内全体社会公众统一的价值认同。当然，不同群体社会心理层面的问题有大小之分，对服务体系的需求程度有强弱之别，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无可厚非。然而部分县级政府以偏概全，服务对象各有侧重，造成政策对象的遗漏和偏差。如部分县级政府将心理健康服务代替社会心理服务，把轻度精神疾病和心理障碍人员及在校问题中小学生作为主要服务对象；部分县级政府将信访户、社区矫正人员、戒毒人员、刑满释放人员作为主要服务对象；有的县级政府将老年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作为主要服务对象。此外，很多县级政府将工作重心放在城镇，忽视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在工作方案或综述中对农村提及甚少或是缺少具体的工作措施。

　　（四）政策工具单一

　　政策工具一般分为强制性工具、混合性工具和自愿性工具三种类型，强制程度依次减弱。部分县级政府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能够综合运用三种政策手段，取长补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部分县级政府则借助单一的强制性工具，以管制和直接提供的方式开展工作。表现为工作布置强调党政领导行政命令，缺少法规制度支撑；工作方式强调集中统一模式，缺少多样性和创新性；组织人员配备集中在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和公众的积极性无法调动；资金来源单一且有限，场所、设施等工作资源提供乏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过于依赖管制和直接提供往往会带来工作僵化刻板和反应迟钝等问题，而政府机关成本意识缺乏又易造成资源的低效使用和浪费。更为关键的是，公众不仅是服务对象，更应成为最广泛的工作主体，增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意识和能力才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心所在。

　　三、县级政府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