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源流理论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治理分析/高聪颖

　　政治溪流“由诸如公众情绪、利益集团间的竞争、选举结果、政党或者意识形态在国会中的分布状况以及政府的变更等因素构成”［1］137。政治溪流是按照自己的动态特性和规则流动的，当“在一个国家里有大批的民众正沿着某些共同的路线思考，这种国民情绪以明显的方式经常发生变化，而且国民情绪或者国家气候的这些变化对政策议程和政策结构具有重要影响”［1］138；当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之间达成共识与存在冲突时，当政府变革、国会议席发生重大调整时，行政机构的高层人事变动、管理权限问题等都会对议程产生重大影响，且“国民情绪与选举的结合似乎可以对政策议程产生一些极为强大的影响”［1］154，比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影响力更大。与政策溪流中通过说服、“软化”而建立共识的方式不同，政治溪流中的共识是通过讨价还价来实现的。

　　所谓政策之窗，即时刻的问题。问题溪流和政治溪流更多地影响政策议程，相应地，政策之窗有问题之窗和政治之窗，当政策之窗开启时，政策溪流与问题溪流和政治溪流在关键的时刻汇合，抓住了政策之窗的机会，使项目进入决策议程的可能性增大。政策之窗开启的时间比较短暂，政策建议必须在政策之窗打开时得以呈现和提出。政策之窗还具有外溢效应，某一主题的政策之窗打开会增加另一个相同主题政策之窗打开的可能性。

　　二、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治理政策的多源流构成

　　运用多源流理论模型分析我国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治理过程、困境及其影响因素，将有助于找准我国城市社区空间治理的突破点，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形成良性发展的新格局。

　　（一）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问题溪流

　　社会问题本身是一个抽象概念，根据多源流理论分析模型，社会问题需要通过指标、政府机构或者学者的研究、运行中的困难等呈现，社会问题还可以通过价值观界定、对比分类等方式与社会状况加以区别。

　　首先，物质意义上的社区公共空间供给不足。为提供舒适的居住生活环境，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新建居住区的公共设施配套建设进行指标化管理。1980年10月，国家建委下发了《城市规划定额指标暂行规定》的通知，分别规定了市级、居住区级和小区级的公共设施指标，值得注意的是，该规定适用于新建城市、工矿区、卫星城市有原有城市的新建区。其他城镇和旧城改建地区可参照本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实行。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国家于1993年、2002年分别调整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对各类公共设施用地指标做了详细规定，具体到了城市居住区、居住小区和居住组团，规定居住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配套公建的配建水平必须与居住人口的规模相对应，并应与住宅的规划、建设以及投入使用相同步。各地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分别制定标准，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做出相应调整。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