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政治思想对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郭佳鑫 雷巧玲

　　治理民众，仅停留在“养民”的阶段还不够，必须“教民”，即通过培养民众的政治意识，使民众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逐渐达到“善治”的状态。儒家提倡用“礼治”来实现“教民”，法家主张实行“法治”来实现“教民”。在有关儒家“礼”的精髓的讨论中，梁启超有其独到的见解，他拿办学校来打比方：“法家认为最要紧的是严定章程，信赏必罚，令学生整齐严肃，学校自然进步。儒家认为最要紧的是养成良好的学风，得有‘自善’的学生，学校才能进步。这才是‘礼治’的真精神。”［2］

　　最后是“管民”的思想。此处的“管民”是指狭义的方法层面，即通过何种具体手段来实现治理的目的。本文认为，实现“治民”的关键就是明确秩序和规范。在建立一定的秩序和规范之后，以《礼记·大学》中所说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的标准，以《论语·卫灵公》中所说的“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的态度，满足民众的实际需求，改掉自身存在的问题。再通过树立选人用人的标准，如《孟子·梁惠王下》中提出的“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从民众满意与否的角度来判断官员的贤能，不断提高官员的自身素质。

　　二、传统政治文化视域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革加剧，党的治理能力困境具体表现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方式上存在一些问题，其中蕴含着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因素。笔者试图通过分析党面临的治理能力困境，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一）“共治”的治理理念尚未全面树立

　　改革开放前，党对国家的治理理念停留在“管理”的概念上，具体表现为党对政府和社会的治理模式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管制模式。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社会从原有的计划体制中解放出来，党政分开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从思想上看，党对国家、社会的治理仍然停留在“管理”的思想阶段，并未形成现代化的治理理念。国家治理者没有“自上而下地深入群众转变为培育和应对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多样性诉求，从国家治理者单方面替人民群众谋划做主到引导和服务人民群众的自我管理，从单纯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到为人民群众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推动人民群众多样全面的发展”［3］。换句话说，实质是尚未全面树立起“共治”的治理新理念，对民众的意见和要求缺乏足够的重视，仍然在对民众进行“管理”，导致民众的政治参与能力长期未得到有效培养，无法在国家治理的政治生态中形成政党、政府、社会之间良性持续互动的局面。

　　（二）执政党的建设相对滞后

　　党的建设包括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