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生态学视域下公立高校廉政生态优化路径探析/魏新兴 闫 冰

　　一是党内监督制度缺失导致激励失败。纪委对党委权力和行政权力的监督因同体监督而备受限制。现有管理体制下，纪委工作人员的激励均来自党委权力和行政权力对资源的分配，因此缺乏监督动力。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和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也因同样问题而缺乏实效。

　　二是官僚体制下的行政监督失效。我国高校组织形式为官僚制，层级体系严密，权力按照层级体系流动。作为行政监督主体的监察处、审计处，也被包括在该层级体系中，承担行政监督职责的个体，其激励同样源自被监督对象，监督不能为其提供有效激励，反而可能会损伤其自身利益，监督效果自然受限。

　　三是学术主导型价值取向导致廉政文化输出效果欠佳。在学术主导型的价值取向引导下，廉政文化在校园文化中并不占据显著地位。突出表现为廉政主题的文化宣传少，多为外界影响下的被动响应，缺乏独创性内容，甚至很多高校的廉政文化仅仅表现为对本校违纪违法案例的依规通报。

　　（三）分解者整合乏力导致接受低效

　　高校内部的治理结构是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术自由，但学术权力与民主参与权力在实际运行中处于弱势地位。虽然在国家法律和学校制度框架下，师生可以通过对办学治校行为开展监督，从而实现民主参与，但这一权力因制度设计的形式主义而难以实现，映射在高校廉政生态系统中，表现为对廉政产出的分解不足。

　　首先表现为对自身权利的漠视。教职工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在参与渠道受限的情况下，师生对与自身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务呈漠视态度，对廉政建设三要素的流通仅仅是被动接受，并没有主动参与。

　　其次表现为分解原料不足。廉政生态的生产和消费环节均存在诸多困境，表现为权力结构的非均衡性、权力行使的不规范、制度设计的不完善、制度执行可能存在偏差，以及廉政文化内涵贫乏、宣传力度不够等。在能量输入有限的情况下，分解者又没有聚合的平台，因此只能开展有限的分解活动。

　　再次表现为分解能力不强。官僚制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下，下级的职责主要集中于对命令的执行，加之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缺乏公民参与元素，师生在高校廉政生态中的地位常常被忽视，廉政研究的主体集中于对权力和权力所有者的规范。长期处于这样的生态中，师生缺乏民主参与机会，参与能力自然无法在实践中提升。

　　（四）能量流动不足制约系统持续升级。

　　虽然我国高等教育早已步入大众教育阶段，但人们对高校的描述始终是“象牙塔”，反映出高校生态与社会圈在一定意义上是“脱嵌”的，即社会圈对高校生态的影响较为有限。从人员流动层面来看，因学术精英治校，职业化管理人员在高校中非常少见，高校与社会呈隔离状态；从政策传导来看，由于高等教育的特殊性，社会圈提供的只是政策框架，高校具有一定的自主权，有些高校规章制度与政策要求相脱节；从监督约束层面看，由于缺乏制度约束、信息公开程度不够，校内民主监督还存在困难，遑论构建外部监督长效机制。

　　由于高校与社会圈未能实现有机融合，社会圈对高校公共权力行使缺乏有效监管，同时社会圈廉政建设的要求与经验向高校内部的传递也存在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