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激励视角下地方政府行为偏好与环境规制效应分析/梁 丽

　　（二）晋升激励机制异化

　　中央政府为实现环境规制效益最大化，往往会制定激励与约束机制，以减少和避免地方政府的隐蔽行为，而晋升激励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根据周黎安提出的“政治锦标赛体制”理论，中央或上级政府制定出可衡量的竞赛指标（以经济指标为主），激发地方政府官员的竞争与晋升意识，从而促进地区发展。这种激励机制具有一定的优越性，由于地区发展直接影响着官员的政治利益，可以避免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官员的限制，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上级政府监督的边际收益递减问题，从而可以减少治理成本。但这种管理方式对环境规制的效用有限，不符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首先，环境规制水平的趋同性。决策面临着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完全理性的主体能够将不确定的决策环境转变为发展机遇，提升决策科学性，但有限理性的地方政府不能够完全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决策环境，比如上级政府期望、晋升标准变化、区域突发性事件等，如果决策失误，则地方政府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影响政府官员的职位晋升。因此，为避免决策失误、降低决策风险系数，地方政府常常依据信息溢出效应，参照、效仿相邻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决策，使得区域内环境规制水平趋于同一。但不以地区实际为基础的环境规制是低水平的，因此这种措施会降低整个区域内的生态环境质量。其次，环境规制呈现负循环状态。地方政府拥有本行政区内的资源配置权，而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决定着地方政府的获利水平。在晋升锦标赛激励下，地方政府更多地采取经济发展行为偏好，通过经济发展来获取晋升机会。当某一地方政府忽视生态建设而片面获取经济发展时，相邻的地方政府为在晋升锦标赛中获取胜利，则会实施更具强度的经济发展政策，很有可能使得生态环境遭到更大规模的破坏。这种博弈过程使得环境规制越来越被轻视，地方政府陷入一种以生态换取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再次，地方政府官员的短视行为。在中国现有政治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是具有任职周期的，也就是“倒计时行政”与环境规制长期性行为、环境治理长期利益相矛盾，因此很容易导致届际机会主义和短期利益行为。总之，晋升激励机制异化，即地方政府同时兼具“经济人”和“政治人”特性，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更多地关注经济利益而忽视生态效益，造成环境规制低效率。

　　（三）利益激励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