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领导及其决策理念建构/毕 然

　　（三）辩证思维

　　世间万物均是以系统的普遍形式存在于自然之中的，因而我们必须以系统的辩证思维把握全局，从整体角度进行生态领导决策的综合思考。

　　第一，辩证分析有限的理性决策和无限的环境因素影响之间的关系。人类的实践活动随着个体在生活世界的经验积累，使自我认知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深入，其理性认知的程度受限于决策主体的知识水平、道德观念和价值理念。因此，赫伯特?西蒙提出有限理性“是关于那些因缺乏寻求最优的才智而转向满意的人类行为的理论”［4］，并认为应当用令人满意的准则代替最优化的准则。领导者由于知识的有限性、信息的不完整性、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在特定的时空范围下面临交织着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教育等子系统的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便要求领导者必须改变毕其功于一役的认知习惯而致力于有限理性的决策追求。相对而言，制约决策的外界生态环境因素影响是无限的。随着领导活动的时空范围的变化，这种有限理性决策与无限生态环境影响之间又可以进行潜移默化的流动和转换，构成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尽管有限理性决策需要领导者对环境风险与生态效益进行综合评判，但决策主体必须克服理想主义思维模式，跳出“布里丹选择困境”，从价值和目的而不是愿望和动机出发，并在权衡决策目标的抉择时表现出领导者所应该具备的胆略、气魄、意志和勇气。

　　第二，理性认知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有机统一。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绝不应把人与自然环境对立起来，而应该认识到人是在组织和生态环境构建起来的命运共同体这一完整系统中进行环境利用及环境改造等管理活动的。只有将领导主体的能动性与生态环境的客观规律性结合起来，才能在领导者建立积极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基础上合理化设置领导活动目标，才能使生态共同体成员在尊重生态共同体价值的前提下，共享对待自然的自由、平等与公正，体会与理解生态公民之间的共同命运感，彼此互享、共同承担、和谐共存。在生态领导决策中，建基于相互信赖、彼此合作并共同遵守的价值准则，目的是为了协调人类共同体生存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之间的矛盾，使人类自觉调整自身生存和自然生态平衡规律之间的关系，协调自然对于人的制约性和人对于自然的能动性，协调人对于自然的改造和人对于自身行为影响的预见、支配，实现合自然发展规律性与合人类发展目的性的统一。

　　二、生态领导的决策行为实践

　　生态领导的决策行为实践包括如下三个方面：领导与群众共同愿景的建立，领导问责与依法决策的法制规范，领导对生态价值目的的引导以及对民主参与生态管理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