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员的身份均衡与政治信任建构/隋斌斌

　　道德信任和策略信任与官员身份塑造的均衡有密切关联。在一定意义上，道德信任的建构和官员政治性身份的建构联系紧密，而策略信任的建构则在很大程度上与官员的技术性身份息息相关。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推断，官员身份中的政治性越明显，其道德信任的程度就越高，同样也不能把技术性身份和理性信任之间进行简单的线性比量。绝对的政治性身份和技术性身份是不存在的，绝对的道德信任和策略信任也是不存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官员的身份均衡之上建构一种良性的政治信任均衡。

　　四、小结

　　在制度性补缺的改革和转型过程中，中国官员同时作为技术官僚和政治官僚，两种身份的差异和冲突势必会导致他们在政治信任层面体现某种文化特性和历史阶段性特点。

　　在渐进改革的背景下，建构良性政治信任格局的必备条件——改革的技术累积推进、问题的递进解决、制度的渐进完善，都需要政府官员在理念和行动两个层面上予以配合行动。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最直接的行动者，政府官员对政府自身身份和行为的认知与期望影响着整体政治信任结构。换句话讲，作为政府行为的执行者，政府官员对政府的态度和认知能够深刻揭示政府治理过程中的某些深层次问题。这同时也意味着，政府官员是政治信任构建的重要主体。

　　但是，当我们把视野落在改革进程中的政治过程的时候，必须认识到：在改革过程中，中国官员在政治信任问题上面临着诸多挑战。无论是身份的政治性还是技术性，抑或是官员的道德信任、策略信任，这些讨论针对的都是极致情境下的官员身份及其对政府的信任问题，而绝对意义上的道德判断先入为主和趋利避害的“理性人”认知都是不存在的。政治性身份的存在意味着中国官员道德信任的建构不仅具有基础性，而且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性，而技术性身份的不可回避则意味着转型期中国官员策略信任的建构必须回应官员对现实政府治理技术层面的思考和疑问。最为关键的是，转型期政治具有的多层面的不确定性特点意味着单纯的道德信任路径或策略信任路径都很难客观描述和解释官员的政治信任问题。其实，更合理的假设在于把官员信任中的道德信任和策略信任看作两个互相影响的连续变量。一方面，二者都受到经济、社会发展背景的影响；另一方面，二者是共同存在、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而就当下中国而言，官员政治信任中道德信任和策略信任的构建都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策略信任，其构建直接影响到官员道德信任的基础。而策略信任往往与官员的具体行政行为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官员政治信任治理的契机在于官员自身对政府过程影响力的感知，即政治效能感的建立和维护。在很大程度上，政治效能感的建立能够有效联结官员身份的政治性和技术性，并且是官员的道德信任和策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