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员的身份均衡与政治信任建构/隋斌斌

　　三、中国政府官员政治信任建构的两个维度

　　一是道德信任的维度。道德信任更接近于信仰，体现的是信任的哲学依托。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官员对政治治理架构和政治制度体系等政治实践实然因素背后应然因素的认可度，它涉及人们对政府治理背后所依托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元素的理解和认同。其核心要义在于使人们确信政治治理背后的道德蓝图和制度蓝图是有依据的，符合一般意义上的“善”，并且是能够实现的。道德信任是转型期官员政治信任的应然基础，是官员政治信任的伦理根源。也就是说，官员的政治信任具有道德价值，是“对政府和政治治理具有良好愿望”的信仰。道德信任强调：官员和政府之间有共同的道德价值基础。道德信任在现实中往往表现为官员对政府政策立场的态度和对政治体系价值立场的认知。其潜在假设是：在转型期，中国官员政治信任的形成和构建与执政党的人格化魅力的塑造和保持具有直接的联系。在此层面，政治信仰或政治理念是政治信任的基础，政治说服是弥补官员政治信任缺失的重要途径。

　　二是策略信任的维度。策略信任强调“信任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策略信任是人们基于理性分析而产生的有策略性的信任，是人们对他方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所持的期望或判断。策略信任存在的基础不是消极的世界观，而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的判断依据于个人经验，是一种实然基础上的理性判断。信任的反面不是不信任，而是缺乏信任。这一点对于策略信任尤为重要。在现实情境中，策略信任的存在意味着一种良性政治信任体系不会是单向度的绝对信任体系，而应当是“信任”“很信任”“有疑虑的信任”“不信任”等多种信任状态并存的体系，而且在这些信任形态中，“有疑虑的信任”将会是策略信任的一个重要表现形态。在此意义上，策略信任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经济人”的基础之上，是官员对政治过程的一种理性预测。它强调官员的政治信任是官员对政府行为的一种理性预期。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官员的政治信任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官员对政治治理的潜在风险、成本和个人利益之间关系的认定。在这个维度上，官员对政府政策结果与自身职业和生活前景的认知与其政治信任具有直接关系。如果现实政府治理和政策结果使得官员在个人利益认知上出现某种混乱或矛盾，那么他们的政治信任不可避免地面临挑战。其潜在假设是：官员政治信任的达成，关键不在于在理念层面使其相信“政府是良善的”，而是在于通过具体的制度和政策引导使其建立一种基于理性判断基础上的理性信任。

　　正如政治性和技术性共存于官员身份体系中一样，道德信任和策略信任同样共存于官员政治信任体系中。一方面，官员初始的政治信任往往来自其道德信任。基本的政治信仰在塑造官员政治信任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影响着官员基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