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员的身份均衡与政治信任建构/隋斌斌

来源：领导科学网,领导科学杂志社唯一网站作者：隋斌斌日期：2018-02-06 09:17:05

解决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回应社会的需求。从道德层面看，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他们应当更加具有公共理性，行使权力时应坚持公共观点。从行动策略层面看，他们应当依据制度、规则而不是权力展开行动。权力只是赋予他们行动的资源和影响力空间，而不是行动的理由。他们需要在权力合法、合理运用的基础上，充分调配资源，协调好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实现决策制定和决策执行的合理化和效能化。在这个层面，专业化、技术化成为转型期官员身份认知的一个重要面向。而在另一层面，作为官僚机构的一部分，改革过程中的官员在身份认知上必须兼顾政治性。他们必须面对改革带来的利益结构的变动，应对好利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带来的政治性问题。单一的技术理性并不能充分适应转型期政治、社会发展的特质。在这个层面，改革不仅意味着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存在，也意味着官员群体内部分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单靠技术理性，改革中的官员不仅在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上面临挑战，在协调政府内部关系上也面临挑战。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身份认识问题上的技术性和政治性均衡问题将是改革过程中政府官员面临的一大核心问题。目前对中国官员政治信任和政治认知问题的研究在很大层面上也是着眼于此。对这个问题，不同研究共同发现了以下几点。

　　一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催生技术官僚。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转换或原生了一大批技术官员。这种从“革命家”到“技术官员”的转变为中国政治发展带来新的特点。从官员的代际更迭角度，Doak Barnett、David Bachman、Hong Yung Lee等通过研究都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精英表现出由革命型向管理型和官员型的转变，逐步从“革命家”主导向“技术官僚”主导转变，中国官员队伍产生了从“革命家”到“技术官僚”的代际变化。郑永年则认为，中国共产党已从一个革命党转型成为管理党，从“革命家”治国转向“技术/专家”治国。与之相类似，国内学者徐湘林、胡伟等的研究也揭示了这一点。胡伟认为，1949年后的中国政府官员经历了从“革命家”到“技术官僚”再到“职业化官僚”转换的三个阶段。萧功秦则指出，中国政治进入了“由非意识形态化的技术专家主政的新权威主义”时期。由此，新型中国官员在政府治理层面更为专业和务实，具有相当的技术理性。新型官员具有专业的治理理念，相对疏离于意识形态之外，能够积极面对民众压力并做出应对，具有较为明显的开放精神和改革意识，可以成为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动力支撑。许多学者认为，新兴崛起的技术官员能够把一些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更重视引入科学的决策方式。这表明“专”的标准超过了“红”。［2］

　　二是囿于各种因素，中国官员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其技术性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政治性。在转型过程中，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够通过技术来解决，技术官僚解决不了总体政治架构转型的问题。“行政执行体制的泛政治化和非制度化”与官员任用的“泛政治化标准”意味着技术官僚对体制的依附不可避免。尽管技术官僚能够促进行政过程的理性化、技术化、专业化，但其对政治性元素的依附性特质使得行政组织理性化依旧很难实现。有学者认为，在中国新兴官员群体中，职业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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