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冲突中社会公共理性重塑研究/郝雅立

　　生活和工作于政府体制及组织中的个体兼具公共利益的行动者和个人利益的追求者的双重身份。政府行为的双重性与个体行为的自利性使得不同主体之间就邻避项目展开复杂的博弈（见图1）。政府组织一方认为，公民社会虽强调对公民个体权益的尊重，但更要维护公共利益，在适当时机个人利益要让位于公共利益；公民一方认为，公民社会更强调对私人领域的关注，防止公共利益尤其是打着公共利益旗号的行为对个人利益的侵损。两方主体主观认知上社会环境的非共同场域属性决定了彼此意识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不同，具体体现在出发点、利益诉求、行为方式、社会地位等微观可表达层面的差异上，而这种差异又造成了双方博弈的时空对隔与差序地位，非对等的博弈注定导致合作博弈难以实现。

　　（二）并非“建”与“不建”的终极决策结构

　　邻避运动以保护环境、杜绝污染、防止伤害等公共性名义反对项目建设，“不建”的呼声此起彼伏，而现实的环境维护需要将“建”的决策落到实处。而在“建”与“不建”的终极决策结构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行动空间和可操作余地，这就是个体理性脆弱性体现之处。

　　一方面，邻避运动提出了怎样的利益诉求，是拼命似的坚决不让建设，还是同意建设只是要求更多的利益补偿？谁去倡导、组织和推动集体性邻避运动？邻避运动在展开之前必然经历着内部博弈（见图2）：作为原子化的个体（a、b、c、d等）分散于社会的各个角落，闻听邻避项目的消息便相互告知，议论纷纷，直接利益相关者（A、B、C等为代表）聚首，非利益相关者（d、e、f等为代表）围观，A、B、C等就利益分歧在内部进行博弈，持有机会主义的非利益相关者（a、b等）徘徊于博弈边缘，借助某些渠道进入博弈中心，在博弈中偶尔发声。这些博弈主体就某些问题达成妥协，获得一致性，并结成一体化联盟。最终以这种联盟力量开展非制度化的邻避运动，与政府、企业进行二次博弈，即邻避冲突，二次博弈中依然存在着A、B、C、a、b等利益主体的博弈。邻避冲突的解决并非陷于“建”与“不建”的终极决策结构之中，其中存在着可以探索的行动空间。

　　另一方面，在每一起邻避事件的参与者中，总有这样一部分人，他们与邻避设施无直接关系，但是热衷于裹挟进邻避运动；还有这样一部分人，他们明确了解邻避项目并非像其他人想得那般“猛于虎”，也知道建立于此并配备上科学的污染处理手段并不会带来极端的社会后果，但他们依旧坚持规避这些项目。这两类人的动机一般只为追求更多的利益补偿。很多邻避运动的解决并不是在“建”与“不建”的决策结构中做一终极决定，而是针对个体理性的脆弱做出正面反馈和回应。

　　（三）不要建在我家后院，也不要离我家太远

　　近些年，邻避冲突事件反映了个体理性的过度化发展，不仅仅表现在规避风险、关注私人事务、追求个人利益方面，还呈现在个体要求“搭便车”，享受公共利益，进行利益再生产方面。“不要建在我家后院，也不要离我家太远”［6］，反映了人们对将邻避设施建设在自己社区或者村庄极为反对，而对建设在自己的县、市的接受度却最高，对建设得再远一些的建议则接受度下降。众多“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