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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中期
学习型场域与反思性惯习：基于知识创新的组织模式的系统生成/吴 俊
来源：领导科学网,领导科学杂志社唯一网站
作者：吴 俊
日期：2017-08-01 18:36:03
| 行动者在惯习作用下生成的实践行动，既非经过精密的策划有目的有意识地发生的理性行动，也非经过机械的社会决定过程产生的被动行动，而是在潜意识层面借助“默会性知识和诀窍”而自动进行的策略行动。与此同时，实践的紧迫性、模糊性和权宜性，决定了行动者的实践不一定是遵循理性的，却总是合情合理的。当行动者惯习所内含的认知图式与组织场域相契合时，行动者在组织场域中便会如鱼得水；反之，当组织场域的制度结构发生变迁时，行动者的惯习与新场域的制度逻辑就会格格不入。于是，行动者的行动就会无所适从，会产生心理上的焦虑感，也会对自身的认知图式产生怀疑。其三，在组织场域中，由于具有共同的历史，组织及其成员共有同质性的惯习，这种惯习创造了与组织在场域中占据主要位置相联系的思想、情感、抱负、偏好、评价模式、行动策略等实践知识。作为历时形成的生成图式系统，惯习使得行动者能够自觉按照组织场域提供的价值模式和思维方式进行认知、思考和实践，并使信念经由实践行动表达出来，从而实现组织场域支配模式的再生产。
综上表明，在制度结构和认知结构之间，在组织场域的客观制度逻辑和行动者惯习对于组织场域的主观关注原则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制度结构对于认知结构具有先在的决定作用。组织场域的运作，是一个外在结构内在化和内在结构外在化的辩证过程。由于组织场域的制度结构对于行动者而言，是客观性的前提或基础，所以，行动者就必须根据场域本身的关系来建构自身的惯习并生成实践行动策略。然而，组织场域作为各种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关系网，又是一个动态性、生成性和建构性的变化过程。一个场域的动力学原则，就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还根源于场域中相互面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和不对称关系。［1］139因此，无论是组织场域的维持，还是组织场域的变迁，都需要从制度结构和认知结构、组织场域和行动者惯习的双重视角出发，进行综合把握。
二、科层型场域的制度同形与组织绩效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科层型场域是由同一产业或商业链条中的各种科层组织（关键的供应者、资源和产品消费者、规制机构以及提供类似服务或产品的其他组织等）建构的在总体上获得认可的一种制度生活领域。它作为一种超组织的网络结构，建构了身处其中的各种科层组织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制度环境和逻辑规则，既加强了组织之间的联通性，也生成了不同组织在场域网络结构之中位置的相似性。对此，新制度主义学者迪马吉奥和鲍威尔把这种现象称为制度同形。科层型场域的结构化与组织的制度同形之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科层型场域一旦确立，便作为一种强大且不可抗拒的结构化力量，推动场域中的组织在结构、文化和产出总体上的趋同化；反过来，组织之间的制度同形，既为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制度环境所认可的合法性基础，又反复强化并再生产着场域的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组织并非纯粹理性的效率机器，而是受组织场域的制度环境所影响的有机体。
在科层型场域中，组织之间的制度同形源于三种机制：一是基于权威影响和合法性问题的强制性同形，二是基于对不确定性进行合乎公认的反应的模仿性同形，三是与专业化相关的规范性同形。［2］72-76通过上述三种发生机制，组织及其成员不断把场域认可的制度规则、文化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