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媒体、公众间的危机心理契约及其三角互动关系构建/刘良训

　　3.明显的阶段性。危机心理契约虽形成于常态社会管理中，但直到公共危机出现、危机管理行为发生，其作用才能被凸显出来。同时，契约的内容会随着危机管理实践和危机征兆期、发作期、延续期、痊愈期等四个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并逐渐清晰。

　　二、“经济人”角色与政府、媒体、公众间危机心理契约的建立

　　公民个人、媒体组织和政府在介入公共危机管理活动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权衡利益的得失与多寡，并根据利益或目标实现的效率、效果及实现的可预期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选择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案。

　　（一）基于避免沉没成本的考量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沉没成本是指在危机管理中已经付出，但不可能或无法实现危机管理预期目标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等投入。

　　客观上的弱势地位使普通公民根本没有能力独立承担危机管理的重担，其努力和投入只能以失败告终。媒体占有的资源、影响力和号召力虽远非一般公众可比，但其缺乏对社会的控制力，因此，同样没有能力独立控制复杂多变的公共危机。政府虽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但面对繁杂且如脱缰野马般的公共危机，同样无法用垄断性的危机治理模式取得成功［2］。为了避免独立面对公共危机的失败，政府、媒体、公众选择联合是一种无奈但明智的选择。

　　（二）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

　　在公共选择理论中，任何活动主体都被看作是一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因此，政府、媒体和公众对公共危机管理实践投入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对危机管理实践的机会成本的比较分析所决定的。

　　公共危机管理作为一种政治参与活动，只是公众和媒体实现某些特定目标的手段之一，但能迅速而具体地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手段往往是在政治活动之外［3］。政府虽对公共危机管理负有最大的责任和义务，但尚有诸如经济发展等更重要的担子要挑，如果有主体愿意与其分担危机管理的重担和成本，政府必定会非常乐意与其“分享”。

　　（三）基于需求安全心理

　　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公众、媒体和政府都会非常关心危机管理目标实现的可预见性和速率，并因此渴望在危机管理实践中有可信赖的合作者出现，以便可靠、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危机管理目标。

　　在危机心理契约中，政府、媒体、公众任何一方要享受公共危机解决的成果，必须在危机管理中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任何一方责任的缺失都会导致心理契约和危机管理目标无法实现，而这是三方都无法接受的。但这种权利和责任关系并不是僵死的，是可以随着危机管理阶段的变化不断调整的，因此，危机心理契约对三方既是一种心理约束，又可以让三方彼此间产生理解、尊重、安全感和信赖感。

　　三、公共危机心理契约建立的价值

　　公共危机心理契约的建立最直接的价值是通过危机心理契约，使政府、媒体、公众能在特定公共危机管理中找到各自的角色及权责定位，增强三方互信，并实现良性的互动协作，即建立常态化的三角互动关系。

　　（一）有利于明确政府、媒体、公众间的角色和权责定位

　　危机心理契约是双向性的，契约内容不但涉及政府、媒体、公众三个主体对彼此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应承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