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关于中国外交的历史视域与文化想象/黄 婷

　　第一，狭隘自我的国家利益立场。综观当今世界秩序的变化走向，美国霸权已显力不从心，中国崛起也是掩盖不了的事实。如此背景下，熟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基辛格，纵然敬畏中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文化生命力，但也取代不了其研究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指向。诚如他在《论中国》序言中直言不讳地表露：“终生都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反思如何缔造和平”［1］V，“我并非总认同中国人的观点，但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观点，因为中国将在21世纪的世界中发挥重大的作用”［1］Ⅵ。如此直白的方式清楚地表明基辛格的《论中国》除显示其对中国问题的精通之外，更重要的是让美国了解中国，知晓中国外交的本源及未来价值取向和行为走向，以便做出更为科学的战略决策应对日渐崛起的中国。

　　如此屈从于自我国家利益立场而去构建文化想象的中国外交，必然因受到特定指向意识的框定而选择性诉诸中国历史文化。如此，必然导致其观念中的中国外交处于一种他者思维而不是本就如此的状态。甚至可以理解为，先凭借其经验有了中国外交观点，再捡取中国文化合理处作为佐证。或许正如此，选择性的儒家文化成为基辛格构建中国外交唯一的历史文化底板，而中国诸如道家、墨家等文化思想似乎没有进入其认知中国外交的大视野。

　　第二，先入为主的西方思维定式。钱穆曾说过，“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乃在‘教人怎样做一个人’”，而“西方文化，似乎比较不看重此方面，他们所更看重的似乎在人怎样来创物”［4］。每一个细胞都渗着“成物”文化智慧的基辛格，去认知以做人为取向的中国文化，并以此来建构中国外交观，落到实处，不自觉地受到其西方思维定式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基辛格本身定型化、模式化的西方文化思维深刻影响了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知和判断，进而使其中国外交观有了西方化的推理成分。例如，他认为，中国广袤陆地政治所固有的僵化和呆滞，导致中国人对待自然持有畏惧的态度，而这种畏惧又通化出了中国人忍让的个性气质，中国不论是在国际交往中显现出的谦顺、忍耐、宽厚等中庸的个性品质，还是在对外关系上呈现的防御性、迂回性、自制性等风格，都是由这种忍让个性气质决定的。而对于尼克松首次访华之前，中国在“谁向对方发出邀请”上很下功夫，基辛格认为，这是君临天下的优越感在当代中国外交中体现的“不显示出有求于人的姿态”。

　　诸如此类关于中国文化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倚重于地理环境决定论来想象中国的民族性，进而完成对中国外交思想本源的推演。这不能不说基辛格构建中国外交观所诉诸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不自觉地陷在“彼岸”的西方思维，而并没有进入“此岸”的中国实在。如此，自然就很难领会中国注重做人的文化本质所在，也就不能合理地从这一视角去推论中国外交本相。其实，中国广袤而绵长的地缘环境和历史造就了中国人“安土敦乎仁，故能爱”的品性，培育了中国注重做人的文化智慧，贯之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