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关于中国外交的历史视域与文化想象/黄 婷

　　二、历史视域下文化想象的中国外交观

　　借助于对中国过去统一的大历史叙事，基辛格呈现了中国具有连续性的文化实践及外交史实，为其酝酿观念中的中国外交提供了文化想象资源。他以历史大叙事作为实践基础的分析框架，在文化追寻和想象中对中国外交做出了不同时空范畴的认知与理解。

　　第一，文化想象的例外主义。文化想象作为一种文化理解和认知，本身并无褒贬之分，然而与文化客观存在之间往往处于一种相对不够真实的状态。基于中国大历史叙事，基辛格形成了个体思维层次的中国文化想象。他的中国文化想象基本上没有脱离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诸如“天国”“龙之帝国”“帝国之光”等模式化的想象思维，认为中国文化的最根本价值在于延绵至今的中国传统，并在《论中国》序言中以“中国文化例外主义”予以概括。具体言之，大致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时间上的连续性。“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1］1。其二，空间上的封闭性。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如此地貌和资源使古老中国“似乎不需要与同样幅员辽阔、文化发达的社会接触”就可获得生存与发展。其三，意识上的唯我独尊。基辛格认为，时空上的连续性和封闭性培育出中国意识中唯我独尊的优越感。中国“光荣孤立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酝酿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自我意识，习惯于认为是世界诸文明中的‘一个伟大文明’，更是世界文明的化身”［1］6。

　　第二，唯我独尊的世界态度。基辛格考察分析中国文化景象的根本用意在于试图以中国文化例外作为历史底板，探寻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进而表达他的中国外交观。在基辛格的理解中，中国体现于时间、空间和意识上的文化例外，深刻影响着中国世界秩序观，支配着中国对待世界的态度。他指出，唯我独尊意识导致“这个所谓的中央帝国，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居于与其相关地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2］，“中国的精英阶层不把通商看作是普通的经济交换，而称之为‘朝贡’，以示他国承认中国的至尊地位”［1］9。由此，他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没有在平等基础上与其他国家交往过，因而缺乏平等外交观念。同时，基辛格指出，封闭性的束缚致使“中国挟其独特的传统和千年养成的优越感步入近代”［1］26。而这种万邦至上的信念和优越感，塑造出中国人好面子的民族特性。如此体现在外交态度上，则是“这个独特的帝国声称它的文化和体制适用于四海，却不屑于去改变异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