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腐败的人性根源及治理/郑文宝 姜丹丹

　　另外，我国的政治道德系统还拥有着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共产主义道德”色彩，这使官员道德自律目标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光鲜，但实际的道德自律能力却十分有限。道德理想和道德现实是不一样的，道德理想应该高于道德现实，这样才能起到指引的作用，但是如果道德理想过高以至于难以实现，就会出现群体性失效行为，因为道德“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必要的恶”［3］。道德要求越高，带给道德行为者的压抑就越多，道德就沦为一个挫败人愿望的负面机制，道德正面约束的效果反而会越来越小。因此，政治道德要想为公职人员所遵守，就必须符合人性需求、具有可行性，否则便会导致政治道德错位、混乱、迷失，人性之中的腐败观念没有切实可行的自律约束，就会在公职人员的内心发芽、伺机而动。

　　（二）社会他律的人性思考

　　人性论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并决定了廉政建设的方式方法。历史上，中国政治伦理是以儒家政治伦理为核心和主线的，而儒家政治伦理则是以性善论为人性预期的，所以传统廉政建设思路是以人格完善和人格提升作为前提的。时至今日，虽然传统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生产方式早已荡然无存，但是在政治体制的设计上，我们仍给予公职人员极大的信任，事前防范、事中监督这些理性的制度规范都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和执行，这便是造成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根本性原因所在。也就是说，性善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在政治选择的时候相信公职人员有永远向善的可能，却忽视了人的自然本性，人做出向善选择的同时也可以做出向恶的选择。特别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人是道德人的同时，更是一个自利的、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4］。对于止恶，他律则更有效。

　　他律是依靠制度反腐，制度反腐首推法律，这是政界和学界公认的，制度反腐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并不完全等同于法律反腐。法是针对罪而言的，与刑一一对应，公职人员所有的腐败行为都达到罪的程度了吗？都需要用刑罚来处理吗？恐怕未必，只有贪腐行为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动用法律手段，运用刑罚来惩戒，那么在没有达到法律惩戒的量变阶段用什么来约束呢？目前我们用的是道德。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规范经济、制度经济，但同时也是金钱拜物教盛行之地，面对种种过多的诱惑，同样也是经济人的公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