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环境管制的研究述评/魏 娜

　　一些学者从技术创新或企业创新的视角对环境管制进行了考察。Michael V.Russo和Paul A.Fouts对政府环境管制会降低生产效率的观点提出质疑，指出这种观点基于技术、生产过程、消费需求等要素是静态的假定之上，与实际生产过程不符。因此，他们从动态的角度对企业生产过程进行研究，指出环境管制会促使企业改进生产过程，提高效率，同时，旨在降低污染的创新技术还会使被管制企业具有“先动优势”，获得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同时提升的“双赢”状态［3］。与之类似，T.J.Bartik（1988）认为，环境管制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积极的、正向的影响，不仅如此，从整个国家层面来看，拥有严格环境管制法律的国家创新的概率更高。D.Gardiar（1994）同样指出，严格的环境管制策略会刺激企业去寻求新的生产或改革路径，以抵销短时期内的成本增加。

　　还有部分学者从实证角度考察政府环境管制与管制企业及经济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Amacher G.S和Malik A.S（1996）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管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对于好的环境质量的追求并不会阻碍经济发展。Laplante和Rilstone（1996）对加拿大魁北克纸浆和造纸行业污染排放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的环境检查使企业的生化需氧量（BOD）和总悬浮物含量（TSS）减少了20%左右，同时他们发现严格的环境检查不仅可以减少企业污染排放量，而且能促使企业主动报告污染排放情况。

　　国内也有一些学者探讨了政府环境管制的正向作用。赵细康（2003）借助技术创新的内外综合驱动力模型，分别从外驱力、外阻力、内驱力、内阻力四个方面讨论了环境保护政策（环境管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影响问题，得到的结果是，总的积极影响大于总的消极影响。王齐（2005）探讨了政府环境管制对技术创新的间接影响机制，指出这种影响机制虽然是间接的，但影响结果是正向的。张友国（2004）的研究表明，在短时期内，政府环境管制会造成企业发展绩效下降，但是从长远来看，政府环境管制对于产业的优化升级以及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2.观点二：负相关

　　相对地，许多学者对于政府环境管制与经济发展、企业绩效和技术革新正相关的论点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政府的环境管制非但不能促进被管制企业发展绩效的提升，而且对整体经济发展无益。

　　以Wally和White head（1994）为代表的传统学派对政府的强制性环境管制持否定的态度，他们指出，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是对政府强制性环境行为的被动反应，这种被动反应会造成企业成本的上升以及投资项目的偏移，最终导致企业经济绩效和竞争力的降低。Oates Palmer和Portney（1995）在重新审视了“波特假说”的基础上指出，管制标准提高后，符合管制标准的新技术所产生的收益不足以补偿成本提升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因而环境管制会使企业发展状况弱于管制之前。

　　Pashigan（1984）、Dean T.D和R.L.Brown（1995）等人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环境管制会迫使企业在设备、人力以及污染税费缴纳方面的成本和投资增加，造成企业竞争力和产出降低。黄锡生（2009）在对中国环境监管模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以强制性为特征的政府环境管制，无法刺激企业在环境绩效上的持续提高和环保技术的发展。

　　除此之外，对于政府环境管制与经济发展、企业绩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