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中行政哲学的发展/王友云

　　我们通常认为，现代化就是科学技术、方式方法、手段工具等的现代化，但这只是有形的现代化。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去探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绝不只是这种有形的现代化，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治理理念、目标、价值等方面的现代化，这是无形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有形的现代化更多借助于自然科学知识对行政方式、工具、技术等进行巨大改进，如积极发展的电子政务、网络政治、现代化办公手段等就是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带来的行政管理现代化。毋庸置疑，这是一种治理现代化的体现，我们一般从这个角度理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概念。国家治理体系无形的现代化是另一重本质意义上的治理体系现代化，这是从政治哲学、行政哲学、治理哲学意义上探讨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科学和哲学的双重本质意义，我们既要从行政科学的角度探求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路径，也要从行政哲学的高度去思考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哲学基础，赋予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以人文关怀，进行宏大叙事，只有这两方面有机结合，才能真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走向现代化。

　　行政科学之维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公共行政发展中一直主导的道路。英国在1870年颁布了“第二枢密院令”和美国在1883年通过“彭德尔顿法案”，可以看作公共行政出场的标志性事件，通过这两大事件，两国基本建立了以考试和功绩为录用和晋升标准的现代文官制度［1］。文官制度为科学选拔人才进入政府部门提供了重要途径，保证了较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为行政科学的发展和科学行政打好了基础。之后，美国在行政科学的发展方面积极探索，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尤其是威尔逊、古德诺“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提出，为公共行政成为一门科学走向独立发展轨道开辟了道路。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解决了威尔逊思想付诸实践的主要技术性问题，成为公共行政走向科学发展道路的经典制度，堪称可以与经济领域的市场制度相媲美。可以说，文官制度解决了行政走向科学的人才选拔问题，官僚制解决了政府组织的科学架构问题。公共行政产生伊始，就受到来自科学管理运动的影响，积极借鉴科学管理理论，建构起了公共行政的实践和理论框架。公共行政在工具理性的指引下建构起来，走向了价值中立的科学化发展道路，极大地推动了公共行政的发展，但因其一直缺少哲学的追问，对社会转型的重大问题难以做出本真的回答，时代发展需要行政哲学为公共行政注入新的活力。其实，在公共行政追求科学的道路上，也一直伴随着哲学的启迪。行政学上每次的范式转换、危机和争论，都是源于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争论，如西蒙与沃尔多之争。接着，帕金森定律和彼得原理对官僚组织的否定和批判，极力倡导公共行政精神的弗雷德里克森发起的新公共行政运动，以及在今天产生广泛影响的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后公共行政学者对后现代公共行政模式的积极探索，这一发展历程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