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创新与群体性事件的治道变革/李储学

　　4.利益冲突加剧与底层话语权不均等。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比较集中、受社会普遍关注的，如征地、拆迁、补贴、意外死亡等，都是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区。通过对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的比较分析，不难发现它们发生的场域集中在基层社会，这说明距离公民利益越近的地方越受到群众的关注，然而基层场域是“政治应力”最为脆弱的“接点”部位，并且在这个基层场域中，公民话语常常处于“被代言”的状态，我们听到和看到的更多是新闻媒体里的基层社会与公民，是专家调研分析理论文章里的基层社会与公民，是政府“宏大叙事”工作报告里的基层社会与公民，是被理解、建构和概化的公民，更加真实具体的基层社会和公民群体存在本身却陷于失语的困境。导致公民失语的原因是结构性的，它带来的后果是在基层社会快速变革及利益冲突加剧的今天，由于缺乏平等的话语权，群众的意愿和意见得不到真实有效的表达，导致群众对制度化参与方式失去信任，因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和实现而积怨加深，一旦遇到特殊事件的引发就会通过群体性事件的形式爆发出来。

　　5.公民原子化存在状态与社会组织发育缓慢。城镇化加快了“乡土社会”及“社会关系”的解体，“熟人社会”逐渐发展为“半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公民之间的社会关联度减弱，组织化程度降低，公民呈现原子化存在的状态。对于依靠个人力量无法达成的目标，公民有着强烈的组织需求，通过社会组织的帮助来维护和保障自己的合法利益。但是，目前公民通过社会组织参与维权的状况并不乐观。一方面，我国各类社会组织发育尚不健全，没有给公民组织参与搭建良好的基础和平台；另一方面，现有的社会组织行政化、专业性色彩比较浓厚，如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都带有行政化或半行政化的组织属性，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不够密切，在利益冲突中得不到公民的信任，而一些协会、合作社等往往是针对某一领域专业性的社会组织，很少涉及利益纠纷和利益冲突的调节，公民真正遇到“麻烦”的时候，却发现没有可以依靠的组织。因此，当公民合法权益遭遇侵犯时，往往会选择成本最低的抗争（公民对诉诸法律的方式持有怀疑态度，成本较高且没有把握），以求最快最有效地实现自己的意愿。

　　6.传统官僚作风的残存与运动式政治的文化投射。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既有基层政府官僚文化的影子，更是传统社会文化的投射。按照阿尔蒙德的分类，政治文化可以分为村民文化、臣民文化和参与者文化，也称作地域型、服从型和参与型政治文化，公民文化是这三种文化的混合。目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公民文化中，参与者文化的成分比较淡薄。当现实生活中的挫折感和特殊事件中的不公平感邂逅时，尤其是在组织参与受阻的情况下，公民首先想到的方法就是“闹”，封建社会里的告御状、为民请命、击鼓鸣冤等抗争方式早已经通过故事、电影等形式无数次地灌输到公民的潜意识里，并且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土地革命、“三反五反”运动、“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式政治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退，旧的政治参与文化惯性与新的公民文化的形成正处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