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创新与群体性事件的治道变革/李储学

　　1.社会动员扩大与基层政府改革滞后。随着社会进步与通信技术的发展，社会动员扩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动员范围的扩大。国家大力倡导和实施居民自治、村民自治等公民民主治理制度，并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送法下乡”等活动，社会动员走进城镇社区、走进乡村田野，民主政治在各个层面上都得到稳步推进，国家、社会、公民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身份认同通过社会动员得到建构。二是社会动员渠道的扩展。动员大会、报纸、广播等传统渠道的社会动员力式微，而微博、微信、论坛等新媒体的社会动员力空前强大，社会动员渠道呈现多元化、互动性等特点，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动员。三是社会动员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扩大，国家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及媒体立体交叉式的传播，促进了现代公民意识的逐渐形成，这种潜移默化的灌输随着时间的积淀而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民主社会和法治社会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动员的扩大需要有合理合法的渠道来引领和疏导，否则就会以非制度化的形式爆发出来，带来消极的影响。许多基层政府行政观念的更新远没有社会动员扩大的速度快，改革进程没有完全适应社会动员的步伐，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点上出现了滞后，以致处于被动的地位，在倒逼式改革中付出沉痛的代价。

　　2.公民参与崛起与基层治理制度化非同步增长。阿尔蒙德（1987）指出，“如果说现代世界正在进行一场革命的话，我们或许可以把这场革命称作‘参与革命’”。随着国家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设，我国公民的参与范围不断扩大，参与程度也逐渐提高。但是，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化却没有同步增长，现有的基层治理制度难以容纳新的公民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公民参与和基层治理制度化失衡。公民参与的崛起，一方面表现为公民参与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表现为公民已经通过各种非正式的方式参与社会治理，如市长信箱、电视问政、实名举报、投诉建议、网络论坛、微博评论等多平台、多形式、多方面的参与，并且公民参与的范围、程度及时空都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与公民参与崛起相比，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的完善却没有同步，无论是引导公民参与的规章制度、政策方针、体制机制，还是吸纳公民参与的途径措施、方式方法，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制度不够完善、可操作性差等问题，制约了公民的有效参与。

　　3.现代社会治理理念普及与基层行政管理方式路径依赖。新媒体不仅丰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更及时有效地传递着最新的政策方针，潜移默化地灌输着现代社会治理理念。政府及其官员逐渐“去神秘化”，传统型权威已经丧失了存在的土壤，权威的来源需要建立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之上。但受传统行政管理方式路径依赖的影响，基层政府官员在潜意识里仍然以“官老爷”自居，以至于频频出现“我爸是李刚”“我就是国法”等雷人雷语，折射出来的是部分基层政府及其官员无视法纪、专断独行的治理方式，背后拖着官僚制作风长长的影子。好的制度和政策只有被基层政府执行到位才能真正体现它们的善，“歪嘴和尚念歪经”，再好再完善的政策，如果基层政府不认真贯彻落实，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公谋私，不仅无法实现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