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恩怨的体制根源与治本之道

　　单位是中国城市生活中极为普遍的制度形式和结构单元，单位制度的形成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即已肇始。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题为《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文章中表示：“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作为非常时期的一种制度设计，单位制对于巩固新建立的政权，把全国纳入有效的管控之下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人们始料不及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制的负面作用日益凸显，它越来越成为束缚人自由发展的制度瓶颈。单位恩怨作为单位制度负面作用的情绪表现，成了人们见怪不怪的普遍现象。

　　一、单位的职能与单位恩怨的表现形式

　　从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设想中可以看出，单位制产生于一种政治理想与制度惯例的结合，即有效组织全中国的理想与革命时期供给制及计划经济理念的结合。从历史渊源来说，单位制可以视为战争时期革命队伍内部的分配制度在和平时期的城市中的放大。单位的这一角色定位，决定了它的职能必然是全方位的。单位可以发挥社会管理、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符号制造等职能，也可以扮演社会资源与权力再分配的角色，同时还可以实现全面而有效的社会控制——从经济、政治到社会、法律。

　　单位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扮演的特殊角色。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机制因单位制的确立而发生实质性变化。传统社会的整合机制大致可以描述为：国家—社会精英—个人。单位制确立后，社会的整合机制则变为：国家—单位—个人。单位扮演了全权性角色，城市人除了家庭之外，最重要的生活载体就是单位。单位一方面可以被视为缩小了的社会（微社会），另一方面也可以被视为放大了的家庭（大家庭）。俗话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单位亦不例外。单位人数之多寡，单位内部关系之简繁，直接决定这本经的难念程度。经越难念，恩怨越多。大体而言，单位恩怨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单位成员间的内部恩怨。这类恩怨表现为单位内部上下级之间的不信任，同级之间因分工不当、工作量不均而造成的相互推诿，个体之间因性情不投合或工作不协调而滋生的矛盾，单位成员因晋升机会不均或不公而产生的不满等。另一种是单位成员对单位自身的恩怨。由于单位扮演了一个人终身保障（同时也是束缚）的角色，当单位中某一成员的特长和潜力不能有效发挥时，这个人就会对单位产生不满和怨恨。加之单位制自身的局限性封闭了人在整个社会中的自由流动，于是这种怨恨在心里凝固下来，成为永难解开的心结。当然，相反的情形也可能出现：当一个人在一个单位获得重用、潜力得到发掘时，他也会对单位及其领导感恩戴德，而产生一种恩宠型、宗法式的感恩心态。

　　二、单位生活的伦理化与非信任倾向

　　众所周知，伦理本位堪称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形式之一。中国人天然具有一种把一切活动伦理化的倾向，伦理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家庭化。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整个社会各种关系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这样一来，“乃使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