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恩怨的体制根源与治本之道

　　其一，“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英国人类学家亨利?梅因在其名作《古代法》中论证了欧洲历史演进的基本逻辑，并把这一逻辑提升为这样一个结论：“‘身份’这个词也许能够有效地形成一个表示进步规律的公式，而不管这个公式有没有价值，至少在我看来是足够确定的……我们也许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这里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个著名论断以其高度的概括力和宏观描述力，被誉为“梅因公式”而广为学术界所称道。今天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正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体现在人格上就是从依附人格到独立人格的转化。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契约精神日益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现实需要，身份依赖会随着契约精神的深化而淡化。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单位制作为历史进步的羁绊走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众所周知，契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具有独立自主资质的活动主体，以及与此相应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而在单位格局下，国家通过单位垄断了绝大部分为正常社会活动所必需的资源和活动空间，导致个人不得不高度依附于作为国家代表的单位，进而造成个人生活的单位化，使得任何组织和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换和契约关系已经从制度安排上被取消了。那么，单位制的前景何在呢？从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来看，单位制必将为社区制所取代。

　　其二，从单位到社区的进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相应的流通体制、人事制度、社会保障、户籍制度、信任系统等改革的推进，全社会出现了广泛的物的流通，人的自由活动空间亦大大不同于以前。根据马克思三大形态理论，当前中国正处于第二大形态之中：“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余源培、吴晓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导读》（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页］按照马克思论述的逻辑，物的全面流通造成“物的依赖性”，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可以催生“人的独立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人为本重新整合社会，成了时代的客观需要。而单位制由于其固有性质和弊端无法适应这一需要，只能被社区制取代。社区制以空间地域和服务半径为基准重新整合社会，消解单位制的壁垒，把单位转接过来的国家权力化繁为简，建立新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供给平台。为了避免把社区变为单位的变种，就需要对社区的功能做出合理定位，凸显其服务和平台职能。这样，原来的社会整合机制即国家—单位—个人，将变为国家—社会—市场三大板块分流而治、各司其职的模式，个人独立于三者之间，受三者共同影响。在这种格局下，社区成了一个中介，它的地位与单位不可同日而语，由此而能够更好地彰显个人的独立性，培育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推进市民社会发育。当然，单位制的消解是一个长期过程，它需要社会自治的深入发展和市场自律的健全作为基本条件。

　　

　　（作者单位：中共贵州黔东南州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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