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制度漏洞诱发道德风险的典型表现与防范思路／翟承宇 李景春

　　（三）转型期制度执行漏洞

　　规则和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管理工具，工具的效力在于操控者的操控艺术和水平，如果缺乏严格的遵守和执行，再完美的制度也会偏离制度本意而诱发道德风险。首先，如果制度执行者的制度意识、规矩意识淡薄，或者受机会主义观念驱使，便会把各种利己因素潜藏在制度的落实和执行中，进而会出现对制度的选择性执行、滞后性执行、歪曲性执行等“花样操控”。其次，制度执行者的能力、本领、素质也是影响执行效果的关键因素。一些单位领导者缺乏对制度的分析理解和转化驾驭能力，脱离单位实际地教条式执行、主观式实施、机械式操作，缺乏灵活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以致部分制度在执行环节变得折中和走样。再次，很多单位的制度执行者与制度设计者一体化。单位领导者的“C位”效应使制度在落实和执行中出现信息、资源、机会不对称，使其可能优先获取制度执行信息和优先发现某些潜在制度漏洞，并进行隐蔽性利己决策。因此，制度及规范在执行环节的操作和变通是诱发道德风险的关键因素。

　　（四）转型期制度监管漏洞

　　任何权力和制度都要接受监督，在阳光状态下运行。转型期制度在监管环节的漏洞也是诱发道德风险的重要因素。这种监管缺位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机构缺失，表现为一些地方和单位缺乏专门的监管和审查部门；二是权能缺失，表现为纪律检查机关和监察部门的监管权能受限，缺乏相对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对于检查出的各类漏洞、问题和风险只有建议权，没有独立处分权。决策权高度集中的一把手负责制使监管部门权能受限，以致内控不力、管理松弛，制度漏洞在监管环节难以得到及时堵塞，从而影响制度效能的发挥。

　　二、转型期制度漏洞诱发道德风险的典型表现

　　（一）管理者道德风险

　　在单位管理层中，往往只有党政一把手掌握决策实权。为此，少数领导者便会利用权力和制度空当，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转型期制度漏洞诱发的管理者道德风险主要表现在：一是权力和地位特殊化，表现为单位领导者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巧钻单位规章制度漏洞而攫取特权，巧立名目侵占集体资源，公款吃喝、旅游等，追求自我享受而不惜牺牲单位群体利益。二是管理和决策利己化，表现为单位领导者在经营管理和决策中采取有利于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倾向，片面追求个人私利而置单位发展于不顾，为了自身利益和业绩而不惜损害员工群体利益。

　　（二）员工个体道德风险

　　转型期制度漏洞诱发的单位员工道德风险主要表现为员工的职业道德缺失，在工作中违背职业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缺乏职业操守和敬业态度，工作推诿、逃避责任、履职不力，缺乏服务意识和大局意识，有时披着“合法”外衣，利用制度或法规漏洞堂而皇之地牟取私利。

　　（三）单位群体道德风险

　　转型期的制度漏洞不仅会诱发个体道德风险，更会引发群体性价值迷失。这种群体性道德风险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宗派主义和“圈子文化”明显。各个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