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数字领导力建构的三重维度／杨国栋

　　（二）促进数字化价值共创的能力

　　在中国数字化的进程中，党和国家的价值理念和顶层设计、政府的有效引领和强力推动，以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助推和跨界联动，已经使“万物皆比特”成为国人共识，数字化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转变为新的生产要素和治理工具，成为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重要手段。将数字化发展共识转变为数字化发展惠及全民，是中国政府的本质和目标所在。当前，我国数字化发展仍存在数字动力释放不充分、区域发展不平衡、数字鸿沟较大、发展环境不够完善等问题，但数字技术作为“新基建”的底层逻辑，仍具有弥合鸿沟、实现普惠的潜在能力。在数字化发展中，政府不能仅仅作为实现数字化发展目标的制定者、推动者和维护者，还要成为数字化发展价值的探索者和创造者，核心思想是强调数字化进程中政府的职能并非单纯的遵照执行，而是一个能动的涉及战略管理的价值创造过程。实现数字化过程中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共创，政府与企业、社会以及公民要发展为一种合作的关系。在信息管理、创造服务价值和行政领导三个领域，政府在数字化中的角色发生了范式转变：从信息垄断者到信息提供者、经纪人和消费者，从唯一的“看管者”到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管理者，从领导者到合作促进者和框架提供者。

　　二、体系维度：因应“组织—环境”交互的数字转型能力

　　根据美国领导学家哈格斯、吉纳特和柯菲的领导研究模型，领导是领导者、追随者及其所处情境的交集，是这三个因素互动的产物。［2］从组织的视角看，政府既是经济社会数字化的领导者，也是自身数字化转型的承载者。由于数字化进程已经根本性地改变了政府管理的情境，情境的变化又深刻影响了政府管理的对象和领域，而情境和领域的变化又必然影响政府管理自身，进而在政府领导数字化的过程中产生三个彼此关联、相互作用的能力向度。

　　（一）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能力

　　数字化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政府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担负着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重要职责。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2016年，中国开创性地将数字经济列为G20创新增长的重要议题；2017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陆续下发《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等针对数字经济的政策文件，设立数字经济相关重大工程及试点工作。在地方层面，山东、广东、四川、福建、河南、浙江、贵州、安徽、江西、天津、陕西等省份先后制定20余份数字经济发展重大工程、数字经济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力图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