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前程／李庚香

　　（四）“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与西方文明价值理念的不同，是“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鲜明反差的文化根源

　　“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既重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新提升，又注重对中国优秀传统文明价值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治国理政是坚持资本逻辑还是人民逻辑，是一种重大价值区别。在“金钱第一”还是“人命关天”之间，在义和利之间，在资本导向还是伦理导向之间，积极应对重大社会风险，构建超越资本逻辑的价值理论体系，不仅有利于摆脱人类生存危机，而且能够巩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人类真理和道义制高点的历史地位。为什么中国山河无恙？水有源，树有根。中国文化在面对疫情时表现出了极强的韧性、凝聚力和团结精神。中西两种文明的差异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西方重“分”，中国重“统”。与西方哲学重视天人二分、重视本体、强调逻辑相比，中国哲学重视天人合一、以天为则、为生民立命，具有崇尚道义、辩证思维、内圣外王等特点。中西所有不同中，最鲜明的就是“统”与“分”的不同，“统”则力聚，“分”则力散。以“统”为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质，更是一种显著优势。第二，西方重“个体”，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利，个体权利本位；中国重“共同体”，强调“天下为公”，个体责任优先。前者尽管有助于激发个人活力和创造力，但在重大危机和突发事件面前，往往容易人人自利、人人自危，从而导致麻木不仁、一盘散沙、土崩瓦解、分崩离析，不仅共同体利益受损，而且个人利益也很难得到有效保全。而中国注重共同体的意识和实践，在强调个人责任、担当、奉献甚至牺牲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巩固了共同体的根本利益，也最终有利于维护和实现个体的利益。与之相应，西方重平等，中国重平衡；西方重自由，中国重自律；西方重民主，但只是形式民主，中国重民本，是以人民为中心。第三，西方是“经济人”假设，中国是“伦理人”预设。西方是宗教法治型文化，中国是道德伦理型文化。西方的“经济人”假设与中国的“伦理人”预设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导致的是以物为本、资本至上，政治为利益集团服务，尽管也强调政治、行政、司法的公共性、公正性，但在政策制定及其执行层面上容易被资本绑架和扭曲。中国的“伦理人”预设直接产生的是以民为本理念，以“人类”为本，生命至上、健康至上、人民至上，产生了“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孕育了新时代的“公共服务动机”。这种“公心”，这种“良知”，这种“良能”，这种“公共服务动机”，是基于“小康”现实之上的“大同”理想，是基于人性之上的生产方式的要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风范，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家国情怀，融入中华文明的精髓和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之中，形成了强调至公至忠、和衷共济、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天下一家的社会价值，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理论公设。在抗疫斗争中，我们不仅全国一盘棋、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而且同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克时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