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干部辞职现象的特点及成因探析

　　（三）“技术型官僚”辞职居多

　　据《中国经济周刊》不完全统计，2013年至今媒体公开报道的主动辞职的官员不少于30人［1］，其中行政级别最低的也是副科级干部，行政级别最高的达到正厅级；辞职时最年轻的干部是28岁。据不完全统计，自2015年以来，已经有不下于11名官员先后辞职，其中包括3名地方党政一把手，还有5名厅级干部。他们大都是年富力强且身居领导职位，应该说都正处于很好的职业上升期，也有很大的晋升空间，而且大多比较年轻，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丰富，并且拥有很强的业务能力和实操能力，这就属于我们所说的典型的“技术型官僚”。

　　（四）区域分布上的差异明显

　　从媒体公开报道出来的干部辞职案例的区域分布情况来看，目前新一轮的干部辞职现象还存在着一个非常明显的地域特点，那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在北上广、江浙地区以及山东等这些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虽然中西部部分地区也有辞职现象发生，但是与北上广、江浙和山东等发达地区或一线城市相比，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要少得多了。如果要对区域分布差异明显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加以简单分析的话，一般而言有两种原因，一种是观念上存在的差别所致，另外一种是选择机会多寡的缘故。通常来说，在那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和一线城市中就职的官员，他们对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的认识相比其他地方的官员要更加充分，因为越是发达的地区，他们接受市场经济观念的时间越早，影响也更加深远，因此官员的整体素质相对来说也更高，更有勇气和底气去进入市场、拥抱市场。另外，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相比，一线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官员干部在辞职之后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广阔的就业空间，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发达地区的干部更有勇气走向体制外的重要原因。

　　（五）阶段性特征显著且呈集中式爆发

　　回溯过去，体制内公务员曾经三次集中“溢出”。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这一阶段官员“下海”主要以“半下海”的形式为主。在那个年代，很少有从体制内辞职去往民营企业的。第二次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和第一次“半下海”的官员相比，这一批“下海”的官员不管是在职位、经验抑或是学历上，都要高出一大截。第三次是发生在党的十六大前后，但是时间段主要还是集中在2002年至2003年期间。据统计，自2000年至2003年，全国共有10304名科级以上官员辞职“下海”（这还不包括中央部委辞职官员的人数，否则更多）。［2］和前两次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批“下海”的官员大部分都是居于领导职位，私营企业成为他们最重要的跳槽去处，并且“下海”的方式也从以前的停薪留职变成了辞职或提前退休。放眼现在，自党的十八大至今，中央八项规定得到了深入贯彻落实和推进，反“四风”的力度得以不断加大，规范公务员工作生活的“六项禁令”也得到了有效执行。从目前新一轮干部辞职现象发生的时间节点来看，绝大部分都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特别是2013年以来显得更为集中。因此就有很多人猜测，官员辞职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官场环境的变化以及反腐倡廉建设的深入有一定程度的联系。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以来媒体公开报道的主动辞职的并且具有副处级以上级别的官员已经不下30人［1］。短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