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领域腐败的精准治理对策

　　（二）扶贫监管存在盲区，让人有机可乘

　　在某些地区，扶贫工作存在“群众不敢管、上级顾不上管、法律管不着”的监督盲区。在庞大的扶贫领域，如果权力缺少监督和约束，就必然滋生腐败。

　　在不发达地区的乡村，村民对扶贫开发项目及资金不能监督，也不敢监督。一方面，村民对涉及自身利益的信息不了解。扶贫政策涉及产业、医疗、低保、教育、住房、金融等数十项内容。帮扶人员对政策掌握不够，到人到户、涉农惠农政策宣传不到位；一些政策执行者不严格把握政策标准，在识别扶助对象、制定扶贫标准上搞暗箱操作，擅自降低发放标准，甚至虚报冒领资金，而村民对自己的权益被侵占却并不知情。另一方面，有些地方村务公开制度形同虚设。村级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村“四大长”职责不明确；加上有的村干部是所谓的“能人”“强人”，担任村支书、村主任达几十年，势力很大。在强势村干部面前的村民没有能力也不敢行使监督的权利，自然无法遏制发生在眼皮子底下的腐败。

　　基层纪检监察部门未及时跟进查处扶贫领域的腐败问题。一是对扶贫领域办事员和体制外权力的监督没有及时跟上。近年，纪检监察部门加大了对一把手的监督，但在扶贫工程领域对扶贫对象、政策执行、到户措施、资金使用、审核等普遍没有建立明细台账，致使扶贫领域的腐败以其隐蔽性和特殊性游离于纪检监察视域之外。二是对扶贫领域查处缺乏可参照性。与其他腐败案件相比，扶贫腐败的标的、情节和社会危害后果不在一个层面上。纪检监察部门对扶贫领域的违纪违法行为缺乏具体的处理办法，或者有的地方基层组织涣散，处理了这几个村干部，一时可能还找不出新的“当家人”。为稳妥起见，一般以退赔资金、通报批评、诫勉谈话教育为主，从轻处理。

　　（三）扶贫腐败的违法违纪成本低

　　政治前途风险成本低。涉案人员超半数是村“两委”成员和村民组长等村组干部，无公职可开除，无政治前途可考虑。即使是乡镇公务员，其“政治上无前途，经济上无着落”的边缘心理也会让其在唾手可得的利益面前没有后顾之忧，心存侥幸。

　　法律风险成本低。扶贫腐败案件50%以上涉案金额较小，对涉案人员的处理一般仅根据资金标的大小（而不会根据社会危害性）进行诫勉谈话、撤销职务、开除党籍等非《刑法》层面的处罚，让机会主义者冒险出手。

　　经济风险成本低。扶贫腐败如果不案发会“细水长流”，好处不断；即使案发了，也不过是退赔了事，基本上没有财产、刑事、民事风险，对涉案人员难以形成有效的震慑力。这种成本收益比无疑会助长扶贫领域的腐败。

　　三、精准治理扶贫领域腐败的策略探讨

　　要遏制扶贫领域的腐败趋势，从根本上治理扶贫腐败，必须讲究斗争策略，抓住关键环节，精准发力。

　　（一）精准治权：健全法律制度，把扶贫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

　　精准治理扶贫领域的腐败，必须规范和制约扶贫权力，重点是完善扶贫对象识别、项目审批、资金管理使用等关键环节的制度。

　　完善精准识别扶贫对象制度。县、乡政府应利用大数据技术手段，对贫困户的房产、土地、务工、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