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追责不当的现实逻辑、客观危害与应对之策

　　再次，滥用必而不厉原则。随着责任追究一度占据新闻“头条”，追责的“大棒”似乎已经在社会舆论中高高扬起，随时对可能出现的失当现象“当头棒喝”。受此影响，部分领导干部更是雷厉风行、动辄追责。但是，这样的做法并未使得行政绩效突飞猛进，反而出现了一些不愿做事、推诿卸责等违背制度设置初衷的不正常现象。研究表明，惩罚的效用往往是递减的，也就是适用越多、威力越小。正如贝卡里亚所说：“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同理，领导干部追责的力量也应该在于其必定性，而非严厉性。

　　（三）领导干部追责依据的适用错误

　　理论上，由谁来启动追责程序以及如何追责等问题，并非完全依靠领导干部主观臆断，而需要明确的适用准则和依据。我国法律和党内法规对责任追究问题也做了明确规定。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公务员法》第二章对公务员的义务、第九章对公务员的惩戒做了具体的规定；《刑法》规定了专门针对公务人员的罪名，如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以及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等；同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于党员的处分和追责做了具体的规定。追责的首要前提在于，下级人员违反了法定化、明确化的义务。领导干部追责依据的适用错误表现在：对于违法犯罪党员，应当移交司法程序处理的，却仅仅依照党内规定做出处分；对于二人以上故意共同违纪的首犯，应当从重却未从重处分；符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可以从轻、减轻而未从轻、减轻处罚等。领导干部追责依据的适用错误，既可能是受到自身法律素质的局限而过失造成的，又可能是明知法规与党内惯例而挟私故意所为。从微观来看，领导干部追责依据的适用错误，必然会导致“过责罚”不一致的结果和法理、情理的适用错位等不利后果；从宏观来看，这也不利于行政领导权威的树立、下级能动性的发挥以及良性行政体制的建立。

　　二、领导干部追责不当的客观危害

　　领导干部追责不当，不会对业已造成的行政失利有所弥补，反而会将客观危害无限扩大，使其短期内难以消除。这既非轻描淡写，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对于追责不当危害的理性分析。

　　（一）领导干部个体与集体公信力的自损

　　公信力是个人、团体获得其他人认同和信任的程度，公信力与信任程度往往成正比关系。领导干部个体的公信力虽然不同于政府集体的公信力，但是二者却是密不可分的关系。个体公信力的提升能够促进集体形象与公信力的改良，反之，亦是如此。领导干部追责主体的理解悖论，容易使追责成为有的人因私废公、公报私仇的工具；追责价值的适用偏差，又可能使得追责的理想成效与现实结果之间形成“剪刀差”；追责依据的适用错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