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群众：基层治理的探索与重塑

　　那么，新时期的群众路线如何重塑基层治理？当前的主要途径有二：第一，媒介动员是重新激活群众动员机制的契机。近年，市场化的媒体和新媒体成为大众动员的重要阵地，其主要理论武器是权利话语。群众工作应该充分利用新的媒介动员技术，群众观点也应该积极引导权利话语。要让群众观点在媒介动员中占据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为政治合法性的再生产提供全新的场域，以此重塑基层治理，彻底解决“四风”问题。第二，新的治理理念呼应了群众性组织的回归。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强调融合价值与效率，主张去中心化、多中心治理，充分重视官僚制行政之外的治理策略。中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客观上为群众性组织和群众工作新机制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了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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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基层治理的去政治化问题。由于基层治理丧失了政治性，混混、“钉子户”、谋利型上访户等边缘人群迅速崛起，一些地方社会开始出现灰色化，基层政权越来越依赖于行政技术进行治理，甚至不惜丧失政治原则，基层行政陷入了策略主义的境地。

　　这一问题是在基层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发生的，而群众路线是其中的关键。群众路线是新中国独特的国家性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意识形态的来源，是基层行政背后的政治，又是国家治理的主要手段。基层治理的工作机制甚至行政技术都与群众工作方法密切相关。因此，基层治理的去政治化问题是群众观点与群众工作方法无法有效衔接的结果，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是找回群众。应该把群众路线带回到分析中心，具体而言，它包括以下几个子命题：

　　1.官僚制建设与群众动员的关系。群众路线内既有官僚制建设的成分，也有群众动员的因素。前者主要表现在充分重视“一元化”的领导，注重各部门间的分工协作；后者表现为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主动性，地方治理呈现出运动式治理的特征。群众动员本是国家政权建设的成功方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被当作是改造官僚系统的手段。改革开放后，由于国家政权建设的任务已基本完成，群众运动的不可控性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也被充分认识到，官僚制建设基本上摒弃了群众动员，转而求助于官僚系统内的有限动员以及行政理性化的建设。这一过程带来的问题是，过分的行政理性化将原有的群众性组织和群众自治置于尴尬境地，而在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