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以公：关于官场去“江湖化”的思考

　　

　　忠义思想作为东方特有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和涵育，已成为国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忠义思想的原旨是基于群体意识上的对社会责任心的教化弘扬，但在历史长河的曲曲折折中，在各种势力的沉沉浮浮中，因各取所需而附加其上的标签五花八门。传统主流社会以忠义入纲常、明伦理、定人心，不同江湖势力亦以忠义树旗号、序尊卑、聚人气，最终致其偏离本真，成为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工具。时至今日，忠义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得到重视和纠偏，但实际存在的异化现象仍然严重，对官场“江湖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忠者，敬也、直也，本是待人接物的基本之道，后引申出利公利民之意，如“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无私，忠也”（《左传》）；又凝练升华为致公无私的基本价值取向，如“忠者，中也，致公无私”（《忠经》）。在现代语境中，致公无私代表了个体对国家的责任与义务，同时也涵盖了个体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多重忠诚，“临患不忘国，忠也”（《左传》）即是此意。但万物皆因势利导自有其变，忠也多有变种。在忠于国家、维护整个国家利益的“公忠”之下，就有忠于自己所属利益集团、维护既得利益的“私忠”；在知大体、识大局、尽责任的“智忠”之下，既有缺方向、无是非、昧事理的“愚忠”，更有扯大旗、扮正义、打算盘的“伪忠”。在传统封建社会，统治者往往以“愚忠”驯化取代“智忠”教化，将个体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公忠”诱导为对封建统治集团的“私忠”，以达到稳定统治、延续帝制的目的。江湖势力则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帮会仪式来强化“伪忠”，因为这是聚集人气壮大势力的最好手段；通过帮规奖惩来强化“私忠”，因为这是驾驭下属谋取利益的最好工具。长期以来，忠的本义在官场与江湖逐渐被淡化，甚至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忠的原旨在当今官场虽然不像传统官场那样全面失守，但在某些层面、某些领域的确出现了问题。以忠的原旨来权衡，当今官场“江湖化”无外乎是部分官场中人打着“伪忠”的旗号，向着“私忠”的方向，用着“愚忠”的手段，不断培植个人势力，不断强化人身依附，不断谋取权势资源，以实现个人野心、满足个人欲望的做法而已。

　　义者，“宜也”（《礼记?中庸》），“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是一个社会公认适宜的、应该遵行的道德行为准则，是超乎个体利益之上的道德范畴。经过历史长河的淘洗，那些被社会普遍认为是“适宜”的道德原则，成为天下之公义，并内化为国人普遍认同的价值追求和立身行事的基本准则。义与利相对，而义利之辩更是中国伦理思想史的基本问题之一。在义利问题的选择上，国人虽非简单的取义废利，但重义轻利是基本取向，所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尤其在义利发生冲突的时候，更要舍利取义，所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出现这样的选择倾向，盖因义代表着精神道义与社会公利，而利则指向物质利益和个体私利，由此导致国之大义与个体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