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子化时代我军政略的创新之道

　　其二，争夺前方军心，解决军人后顾之忧，确保其安心为国奉献。军人随时准备打仗，视为国牺牲为天职，必然更早、更多、更自觉地直面死亡。一方面，为了减少伤亡、多打胜仗，在同一战壕里，军人总想找到可以托付生死之人。贪腐之所以被称为“军队之癌”，缘于它会重创以官兵互信为根基的战斗力。另一方面，打仗必有死伤，甚至伤亡巨大，考虑后方家人安危，军人还想找到可以托付后事之人。显然，对一支现代军队而言，无论是托付生死，还是托付后事，都不能像古人那样限于亲友私交、江湖义气，而应提升至共同信仰、政治信托层面。在此方面，毛泽东堪称英明政略家，其“将党支部建在基层连队，推行军事、政治、经济民主”之创举，杜绝了贪腐对官兵互信和战斗力的致命伤害，牢牢构筑起了军队内的政治信托，官兵得以成为互托生死之交。拙文首倡“我为国家尽忠、国家为我尽孝”政略，意在夯实军人与国家的生死之交，从政治信托层面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其三，争夺敌方人心，鼓动敌人投诚起义，全力瓦解、削弱、转化敌人。根据敌对程度深浅，敌人亦有三六九等，以反法西斯战争为例，越是多国多方博弈，越要全面、辩证、具体地分析敌情，及时调整军事战略与政略，结成“优先打击共同死敌”的最广泛联盟。否则，大搞军事形而上学，不分轻重缓急，不知随机应变，不善化敌为友，四面树敌，极左冒进，必败无疑。在此方面，对中国人来说，国共战争堪称最为切近的例证。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大批将士如潮水般投诚起义，如此大批送枪、送粮、送人，真不愧为我军的“运输大队”，这既证实了我军攻心战的威力，也证明了争夺敌方人心之重要。正如丘吉尔所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友，而只有永恒的利益。打仗并非为了杀戮，而是为了拯救众生，既不能将敌人妖魔化，也不能将敌人固定化，而应全力分化转化敌人，尤其是被动卷入战争的敌方底层军人。

　　诸葛亮曾言：“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其实，用兵是如此，治军亦如此。从国共命运可以看出，军事战略失误虽需避免，军事政略失误更加致命。进而言之，作为三大政略要地，民心、军心、敌心，均需给予足够重视。其中，民心争夺最具全局性，军心争夺最具实战性，敌心争夺最具复杂性。总之，阵地争夺易，人心争夺难，只有跳出军事看军事，既能屈人之兵，又能服人之心，才能成为战略政略兼备的一流军事家。

　　三、“礼治”与“法治”：我军治理的两大方略

　　无论古今中外，优秀军人之首要特性，在于视荣誉为第一生命。其之所以勇赴国难，并非为了有限的物质待遇，而是为了崇高的国家礼遇。换言之，优秀军人并非麻木不仁、毫不怕死的冷血杀手，也不是重赏之下不惜卖命的亡命之徒，更不是按劳计酬、金钱至上的雇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