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子化时代我军政略的创新之道

　　无论与过去比，还是与国外比，我国军人独子化都堪称特色。独苗参军之后，双亲成了“留守父母”；若独苗参战牺牲，双亲又沦为“失独父母”。常言道，好战必亡，忘战必危。孝养难题若不解决，轻则扰乱军心民心，重则削弱军队战力，甚至危及国家安全。因此，必须未雨绸缪，加快我军政略创新步伐，礼法合治，双管齐下，在巩固官兵生死之交之余，夯实国家与军人的生死之交。

　　一、“孝亲”与“爱国”：独苗军人的两难困境

　　众所周知，国人历来推崇孝道，无论贵贱老少，均视孝道为底线，凡是违逆孝道者，经常被视同禽兽。因此，孝亲堪称中国文化的“最大公约数”，它适用所有中国人。有趣的是，即便如此，一旦忠孝冲突，国人仍会要求公职人员“移孝作忠”。以军人为例，一旦应征入伍，理应为国尽忠，非但平时无法像常人那样侍奉双亲，战时还要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苟利国家生死以，不因祸福避趋之。由此可见，爱国堪称中国文化“第二大公约数”，它适用一切公职人员和爱国者。

　　从观念层面来说，“移孝作忠”广受古人认同，缘于以孝治天下，孝成了天下公理，人畜、善恶、夷夏之别，均在于是否守孝道，公职人员为国献身，既是为“奉行孝道之国（君）”尽忠，更是为“孝道公理”尽忠。因此，以“辛苦遭逢起一经”的文天祥为例，最高之忠不是忠君，而是忠于孝文化。孝是华夏文化的巍峨道统，也是炎黄子孙的民族精神，它是匹夫有责的“天下”，也是丹心可照的“汗青”。可见，“移孝作忠”并非愚忠，而是出于民族大义，它视孝养父母为“小孝”，视捍卫孝治天下为“大孝”，因而并未削弱贬低孝，反而强化高扬了孝。

　　从实践层面来看，古时“移孝作忠”之所以可行，主要缘于三大因素。其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古人深信多子多福，大多子女甚众，个别子女为国捐躯，其他子女仍可尽孝。其二，古时宗族力量强大，为保障本族弱者，族内设有义田、义学，对于子嗣不盛乃至灭绝者，还有“过继”制度，若亲骨肉都已为国献身，宗亲仍可代尽孝养、继嗣之责。其三，以岳家军、戚家军为例，为了增进情感、激发战斗力，古代名将注重以孝治军，不仅待下属如父如兄，而且很关心部下孝养难题，若是独生儿子，常可免除兵役，若是兄弟同伍，战前常会留一人尽孝，对“忠孝满门”之家，更是极力揄扬褒奖。

　　因此，古人虽讲忠孝两难，其广度与深度却很有限。就广度论，古代军人大多不是独苗，即便不能亲自尽孝，双亲孝养仍大体无忧，不管是后方平民的参军意愿，还是前线军人的作战意志，均不会因顾虑孝养而大受拖累。就深度论，忠孝两难限于情感层面，在官方意识形态层面，忠孝仍然是一体，至忠即是至孝，两者并不矛盾，尤其对文天祥、岳飞、王夫之等民族精英而言，为国尽忠就是为孝文化尽忠，其对民族文化、民族大义的深情，极大缓和了亲情撕裂之苦。

　　如今，军人多为独苗，一旦应征入伍，双亲就成了“留守父母”；一旦战死沙场，其父母又沦为“失独父母”，其妻儿亦成了寡妇孤儿。此外，许多军人父母是农民，缺乏失业、医疗、养老保障，军人自身精力财力又很有限，双亲伤病无法陪侍照料，家人缺钱又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