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子化时代我军政略的创新之道

　　更严峻的是，忠孝两难已超越情感层面，而升至官方意识形态层面。自“打倒孔家店”后，官方不再宣扬“以孝治天下”，“孝”不再是举国崇信、至高无上、可为之死的“道”，而是被贬低为可以随时为了国家利益而舍弃的个人私情。如此一来，孝亲与爱国被严重撕裂，忠孝相通变成了忠孝对立，“移孝作忠”变成了“抑孝扬忠”。相应地，当代将领不再公开推崇“以孝治军”，既不再大力提倡将士亲如父子兄弟，也不再鼓励并帮助军人尽孝。相反，“军务紧急”成了挡箭牌，因公未能探亲、送终、奔丧者，反而被树为正面典型，不仅可立功受奖，还可在媒体上得到大肆表扬。

　　毋庸置疑，国家安危高于军人军属安危，但是，两者本质上是一体的，国家安全仰赖于军民奉献，肆意拔高奉献精神，忽视后续奉献能力，无异于竭泽而渔。在今天，军人尽孝难已非个案，而成了普遍性难题，抑孝扬忠虽不失“政治正确”，却未充分重视古今军事文化的延续性，也未切实考虑军民奉献的可持续性。也即，它割裂了忠孝的内在有机关系，阻碍了更多人、更高效、更持久的奉献，从长远看，势必损害军队战斗力和国家安全，理应从政略创新的高度重新做好顶层设计。

　　二、“政略”与“战略”：军事韬略的两只翅膀

　　长期以来，人们一谈军事，大多言必称战略，而极少言及政略，似乎军事无政略可言。其实不然，民心决定战争胜负，军事虽重战略，但更注重政略。在中文中，“战略”指着眼战场争夺的作战方略，“政略”指着眼人心争夺的施政方略，蒋百里、毛泽东等人严格区分两者，今人将strategy译为“战略”才导致混淆。以毛泽东为例，“在运动中歼敌有生力量”堪称其经典战略，“通过土地革命赢得军民之心”堪称其杰出政略。可见，政略与战略，犹如飞鸟两翼，两者并重，缺一不可。正如毛泽东所痛批的，只懂战略，不懂政略，只见战场胜负，不见人心得失，势必陷入“纯军事主义”。以西楚霸王项羽为典型，有如此政治幼稚病，即便经常能打漂亮仗，最终仍因丧失人心而败北。

　　换言之，军事绝不仅仅是“军人之事”，更不仅仅是“征战之事”，而是军民同心、同仇敌忾的“军国大事”。从军事哲学上来说，军事实力不取决于武器装备，而取决于政治动员能力，也即为战争提供道义、兵源、后勤支持的能力，越是大规模持久战，越需强劲动员能力。以刘邦、曹操、诸葛亮、李世民、赵匡胤、曾国藩、毛泽东为例，一流军事家必定是一流政治家，一流战略家必定是一流政略家。择其要者而言之，作为人心争夺之道，军事政略主要有三个方面内容。

　　其一，争夺后方民心，鼓动民众参军拥军，保证兵源与后勤补给。在此方面，商鞅利用爵位奖励耕战，毛泽东依靠土改激励军民，均堪称经典。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若不受百姓拥护，军队就会沦为流寇，既难以补充兵源，又无法补给后勤，只能边打边抢、四处流窜。可见，民心向背万分重要，既关乎战略后方的稳定，又关乎前线作战的样式。以国共战争为例，我军深得民心，根据地稳固，军民一家，寓军于民，鱼水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