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领导的核心领导力：通过“抓人”来“抓任务”

　　从处理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看，男性领导者往往注重的是行为主义杀伐决断的技能技巧，即统御的基本原理在于“赏罚分明”：功是功过是过，而且赏罚的量级或者数量有客观公允的评判标准，即论功行赏、论过处罚。这从领导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一种“泰勒制”。而单纯的泰勒制，根本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管理的基本要求，这是因为泰勒制的前提是把人当作经济人，这明显漠视、淡化了人的复杂性。因此，社会价值取向的心理学家建议在建立关系的过程中应该考虑人的社会因素，尤其是当代的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家，注重人际关系建立上的本质的态度要素，即尊重、关怀与理解，如此才能进一步激发对方的成长潜能，并且自己也能够从对方的成长中获得更多的收益。我们有理由确信这么一个事实：女性善于把握人际关系中内隐的复杂性，并且一以贯之以关怀、尊重的方式来建立良好的关系。女性的这种魅力是极其可贵的。

　　当然，问题的另外一面在于，由于我国的官场上权威主义的文化盛行不衰，当今的女性领导者即便有天赋的良心，也必须以低眉顺目的方式来接受上级领导的苛责与刁难，如此则限制了自己的良心发现、良心启蒙。女性领导者乃至任何人，其良心发现、良心启蒙的重要前提，在于要完全满足吉利根所提出的一个要点，即必须学会自爱。我们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却鲜有类似的表述。自爱与爱人之间的关系、关怀他人与自我建构方面的平衡与制约关系值得我们深思。

　　二、女性领导者应以人文关怀为主，其出发点应该出于工作任务

　　在吉利根看来，女性的关怀伦理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确保生存而关怀自我的需要——自爱阶段。到第二阶段，女性把前阶段自爱性的自我关怀批判为“自私”，而产生对他人的人文关怀。这一阶段，女性的“善”“牺牲精神”得以充分彰显。刘娥的关怀阶段同样符合吉利根所描绘的发展规律，即在刘娥的早年，她为了生存以个性化的关怀获得了宋真宗的真心真情，而这个目的达成之后，她对于宋真宗的回馈也是无私的。由于其低微的出身，不符合宋朝立后的基本规章，宋真宗的几次立后的动议，她都是以“固辞”的方式予以了拒绝，其目的一是回报真宗的厚爱，二是便于减少大臣的阻力。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杰出的女性领导者——被当代学者誉为“千古一后”的北魏冯太后，她的关怀模式同样体现出两个阶段的特点，并且其第二个关怀阶段的目的更加突出地超越了个人的私情私利，主要以履行社会责任为基本出发点。

　　冯太后虽出身名门，却与章献太后刘娥一样有个忧患的童年。因为受到叔叔冯邈的牵连，她从小就被收入宫中。文成帝登基后，时年十四岁的冯氏因姿色端庄秀丽，被文成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