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政府的构建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再次，有限政府是实现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成长发育的基本前提。有限政府意味着政府退出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健全法制体系来提升政府治理和市场治理能力。市场机制的引入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与政府运作的效率，因此，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应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限政府还要求政府给社会松绑，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政府转变职能，发挥社会组织与公众在社会治理中的能动性。社会组织的生长要求严格限制政府自身的职能范围，也就是说，政府职能范围要实现规范化，不可随意更改或变动。否则，公民社会随时可能受到政府权力的侵扰，也就谈不上保障公民社会自主发展空间，更谈不上公民社会的成熟。由此可见，无论是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还是公民社会的发育与成熟，都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这就要求政府规范自身行为，严格依法行政。有限政府的构建不仅可以减少政府对微观社会经济的随意侵蚀，为市场与社会组织的成长腾挪空间，同时也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提供必要的法制保障。

　　最后，有限政府的目标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的有效治理是各级政权体系综合能力的体现，因此，各级政权体系建设与能力提升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议题，政府作为各级政权的代言人，其有效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内容。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取决于国家能力的高低，而国家能力就是权力中枢超越社会利益集团和部门政治的约束而将自己的意志变为现实的能力。国家能力的实现首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没有部门利益的决策机关，其次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合理作用（杨光斌：《走出集权—分权的二元对立误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1期）。如果一个国家和政府的能力孱弱，那么其面对集体决策时将表现得软弱无能。正如林德布罗姆所言：“在多头政治市场，企业受制度的袒护可以对国家和公共利益说不，大量的利益集团围绕其自身利益游说，政府无力消除环境污染、通货膨胀和失业等外部效应，决策的某个失误会使整个社会陷于严重危机。”（查尔斯·林德布罗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26页）由此观之，政府能力成为推动改革和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有限政府的构建是夯实公共行政的社会基础，是提升政府合法性的重要路径。通过“瘦身”与“增能”，有限政府不仅可以提高自身能力，而且可以调动公民、社会与市场的积极性，构建参与式社会治理模式。当政府—市场—社会联动与协作治理机制建立起来之后，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形成合力，其治理能力与效力将明显超越绝对一元化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