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服人”还是“以力服人”——东西方领导者权威形成的逻辑制约性

　　丘吉尔对于自己竞选失败的自我解嘲，反映了东西方政治与领导思想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由体制性的原因所形成。早在2500年前，古代希腊的城邦生活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并且影响极其深远的“陶片放逐法”。根据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的记载，约公元前509—508年，雅典城邦执政官克里斯提尼在率领雅典公民推翻僭主专制、建立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创立了该制度。根据这项规定，雅典城邦公民大会的五百人议事会委员，可以在陶片上写下不受欢迎之人的名字，并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将有可能威胁雅典民主制度的政治人物予以放逐，迫使其离开城邦。放逐期限一般为5—10年，但有弹性，一旦城邦有需要，可以随时召回被放逐者。而被放逐者无权为自己辩护，须在10天内处理完毕具体事务。

　　“陶片放逐法”是古希腊民主政治的渊源和象征，这种民主体制深深地影响了西方世界。与东方需要“清官”、明君为百姓做主不同，他们普遍认为，从人格上讲，人人平等，自己的主体地位与领导者并没有鸿沟般的差别，不需要清官代替自己做主，无论是官员还是群众，均依靠法治做主。这就从逻辑上规定了领导者要通过给群众带来切实的利益来获得权威地位，而普通民众也认为这种切实的利益只有通过法律制度、领导者的施政纲领、领导能力等实在的物质性的力量来保障。如此显得与东方不同，如苹果公司的乔布斯，其个人的私德在我们东方人看来，是有问题甚至有大问题的，但这丝毫不影响其个人的崇高威信，因此，世人感慨，中国很难诞生类似于乔布斯这样的伟大的转型性领导者。

　　当然在西方的领导体制下，光讲制度性的安排，不讲道德建设，同样很可能出现大的问题，甚至使事物走到其反面。再以“陶片放逐法”为例，仅有制度建设，没有道德保障也是不可依靠的。因为从制度设计上看，“陶片放逐法”的实施细则完备，其制度本身几乎无可挑剔，但它却被抛弃、“被放逐”。其缘由在于，当时雅典城五百人议事会的一些委员，没有认真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他们并没有认真调查，往往只凭借自己的感觉，甚至对于自己不认识、丝毫不了解的当事人，轻率地进行投票抉择，结果导致严重的后果。公元前415年春，雅典著名的平民领袖海柏波拉斯因党派之争而被无辜放逐，远走萨摩斯岛，在该岛，他被支持寡头政治的激进分子杀害。这一事件在雅典公民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随后，民众便将“陶片放逐”视为一场并不值得尊重和参与的闹剧，由此，作为西方民主传统之制度渊源的“陶片放逐法”，在雅典城邦“被放逐”。

　　三、“以德服人”“以力服人”的错位发展与和谐共振

　　“以德服人”“以力服人”的不同价值取向在东西方有各自更适应的文化土壤。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在不同的场合，领导者的不同价值选择，虽然复杂困难，却有积极意义。比如军队、企业与政府部门“德才兼备”的要求就不大一样。而战争时期、企业的初创时期、平稳的发展时期，“德才兼备”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恐怕在战争时期，曹操所谓的“唯才是举”就是唯一正确选拔、使用干部的“金标准”。正因为能够打胜仗，毛泽东才可以成为“三人小组”的实际领导者，并且在党内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