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问题探究

　　（二）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呼应。制度化不是各自为政、拘泥于某项具体措施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体系化和标准化的过程，因此，自上而下的规划设计是首要的前提。同时，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敏感性和严肃性，也需要顶层设计的权威性来加以保障。但是，顶层设计更多地从先验的层面出发，抽象、笼统、原则的因素较多，无法预判实践中的复杂情形，难以兼顾具体的操作细节。这就需要基层及时跟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顶层设计的总体制度框架内因时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实践。既要细化目标、路径和规程，把整体性的制度安排和区域化的工作机制有机结合，又要发挥基层触角灵敏的优势，优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运行反馈系统和验证评估系统，为顶层设计的改进提供一线信息，使各项制度在试错与纠偏中持续完善。

　　（三）制度规范和主体能动的契合。实践表明，制度并非万能，它只能关注到干部选拔任用的基本层面和主要环节，不可能渗入所有的工作细节，诸如酝酿等一些主观色彩浓厚的环节离不开“自选动作”和“自由裁量”，很难彻底规范化。同时，制度需要人去落实，离开人的实践，制度只能是一纸空文。因此，在强调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时，不可顾此失彼，忽视人的主观能动因素，要靠人的主动性去有效弥补制度的被动性，实现深层次的契合。对此，要结合制度化的进程，进一步促成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的全方位转型，秉承严谨、文明、理性、规范的行为模式，实现于事简便和于法周延相结合，追求结果和注重过程相结合，以高素质的人为媒介，把制度初衷真正转化为实践效果。

　　（四）立足当前和延伸拓展的衔接。中央《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提出，要“研究探索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如何按照依法执政的要求，推进干部人事工作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干部人事工作政策法规体系，完善对干部队伍的依法管理”。全面推进干部工作法制化，是坚持依法执政和法治国家建设的必然选择，而法制化作为动态连续的发展过程，必须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生长。制度化的成果通过法定程序上升到国家意志层面，即为法制化，两者体现为一种形式和效力上的递进关系。加强现有制度的立、改、废，大力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形成科学完备、行之有效的制度框架体系，将为干部工作法制化进程提供有力铺垫。我们不能满足于对现有干部选任制度的埋头修补，而应当切实增强方向感和使命感，在立足现状的基础上锐意进取，切实承担起继往开来、迈向法治的历史重任。

 

　　（作者系中共江苏常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责任编辑 王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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