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强人”到“常人”——法治视野下的政治转型

　　明代治世良臣张居正实施的改革，于国于民获益匪浅。他实施“考成法”裁冗官核吏治，实施“一条鞭法”为国家储备了大量的金银与粮食，支撑了朱明王朝的最后60年，被人称为“救时宰相”。但由于缺乏制度固化，张居正死后即被满门查抄，部下皆被裁撤职务，改革很快宣告失败。与之相较，历史上更早的另一位改革家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即使最终遭车裂而死，但他的一系列新制度却保留了下来，推动了社会进步，促进了经济发展，实现了富国强兵，为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被史学界公认为一次成功的改革。

　　在法治社会，固化改革成果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通过国家立法，不断形成可支持累积性发展的制度体系。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就明确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在改革过程中，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远性。只有将改革成果巩固下来，才能使发展有稳定的基础，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才能有效避免纯粹的“好人”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即使充满个人魅力的政治家远去了，良好的制度依然深嵌在整个社会之中，贯彻到每个社会成员的思维和行动之中，使“政治强人”所创造出来的功绩普惠到更多的人和更长的时代。

 

　　三、民主法治成长开启“常人政治”时代

 

　　民主法治是“常人政治”的根基。“常人政治”时代的开启和前行，需要民主法制建设的大力跟进。

　　（一）以法治意识取代人治意识

　　人治是“强人政治”产生的土壤。在法治传统浓郁的国家，很少出现超凡魅力的领袖。因为那里的人民不相信领袖只行善而不作恶，即使这些国家的总统、总理、首相出自于善良的动机，他的人民也担心播出的龙种会收获跳蚤。他们对制度的忠诚远远高于对超凡魅力的祈盼。温斯顿·丘吉尔在二战中贡献卓著，魅力超凡，可二战结束之后，英国人民仍然没有选举他连任首相；罗斯福连任四届总统，被美国人民认为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为美国人民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可他死后美国依然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当选总统职务两次以上——总统终归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制度。

　　改革初期，“强人政治”往往容易为人所接受。因为在这个时期，经济在政治高度集中和高度垄断的前提下迅猛发展，既能为国家创造财富，也能让人民在不同程度上受益。这在客观上为人民让渡部分甚至所有政治权利提供了一种补偿机制。然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产阶级崛起，市民社会形成，人们将会把关注的视角越来越多地移向政治领域。人们越来越关心政府行政是否有效，政党执政是否科学，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廉洁，政治体制结构是否合理，本国的政治地位在国际社会是否有所提高；人们也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经济文化社会权益是否得到保障，越来越重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重视自身的监督权利等。民主和平等意识的增强，人权和法治观念的提升，不可避免地会使“强人政治”失去其生存土壤。

　　事实上，疏通“常人”参政途径，让民众积极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