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政治逻辑

　　四、道德制约常常陷入窘境

　　中国自古就有以道德制约权力的传统。自孔子起，儒家就主张“为政以德”，认为道德在治理国家中具有根本性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的治国思想和道德观念，被后人概括为“德治”、“礼治”、“德政”、“教化”等。直到今天，我国仍然强调德治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西方国家也开始注重道德对权力的制约作用，采取以提升公务道德为核心的举措，力求提高公共权力机构及其人员的伦理道德水准，发挥道德制约权力的辅助作用。

　　道德制约权力的实现机制包括内部的自律和外部的他律两种机制。外部的他律主要是道德规范的建设，内部的自律主要是自省和修身。

　　但是，当前道德制约权力的实践，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一是权力主体道德观念的蜕化；二是道德他律的缺失和失序；三是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功名等世俗化的诱惑，等等。

　　在这些挑战面前，很多官员的道德实践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如果不守道德规范，可能面临着仕途等方面的风险；如果保持道德操守，可能面临着利益损失乃至人身威胁。一些官员在道德考验面前，最终道德底线失守，权力约束的道德防线在有些领导干部面前已沦为“马其诺防线”。为了在获得利益或欲望满足的同时，又能够保持道德的形象，一些官员常常人格分裂。

　　五、寻找权力制约的终极方案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议行合一”的观点以及对近代中国革命的反思，通过“三权分立”制约权力的可能性被否定了（秋石：《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求是》2009年第7期）；根据现有的实践，制度制约权力尚不够给力，道德制约权力又时常陷入窘境。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唯一可以继续探索和强化制约权力的路径似乎就是以社会制约权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与“三权分立”不同，国家最高权力是一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与地方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审判、检察等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我国对权力监督和制约的逻辑是，人大代表人民监督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并受人民监督。人民监督权力是最根本的权力制约与监督形式。人民可以监督人大权力的运行，也可以直接或间接监督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权力的运作。所以，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最根本的就是强化人民群众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换言之，也就是要强化以社会制约权力的方式与路径。

　　强化社会制约，或者说，强化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就需要打破信息不对称，为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