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政治逻辑

　　总结起来，主要有四种模式：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对国家权力进行划分，由不同的机构来行使，相互制衡，避免出现绝对的权力。二是以道德制约权力，通过掌权者的道德修养来约束权力。三是以制度（法律）制约权力，为权力的授予、权力的运行和权力的监督制定规则，通过制度（法律）规则约束权力的运行。四是以社会制约权力，通过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

　　这四种模式中，以权力制约权力最受推崇。这一模式最卓越的阐述者是孟德斯鸠；最典型的实践是美国的分权制衡模式（喻中：《权力制约理论的主要范式评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1期），也常被称为“三权分立”。马克思曾经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提出，“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这也被引申为马克思是赞成“议行合一”，反对“三权分立”的。这种理解不仅影响了苏联模式，也影响了我国的政治制度构建。

　　邓小平提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邓小平文选》第3卷）。这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开国领袖们对摒弃“三权分立”，实行“议行合一”的一种共识。

　　2009年3月9日，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做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报告指出，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断推进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这表明，即使到今天，不搞“三权分立”，实行“议行合一”仍然是一种主导意志。

　　三、制度制约已被证明不给力

　　新旧制度主义都强调制度的重要作用。以此为指导，权力制约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健全和完善制度。邓小平同志也曾经强调，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为了发挥制度对权力的制约和规范作用，我们的制度建设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已经初步建立了立法、行政、司法等各个领域的监督制度，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对权力进行监督的制度体系。

　　在权力界定层面，“三定”制度可以确定权力。通过“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使每个机构、每个岗位都明确自己的职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从而降低权力的模糊操作空间。在权力的配置层面，通过厘清职能，实现政府与社会分权，政府与市场分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权以及政府内部分权。在权力运行的层面，行政执法责任制是规范和监督行政机关执法行为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权力的地方监督层面，一系列的社会监督、审计监督和技术监督的制度和规则也建立了起来（陈朝宗：《权力制约与权力监督的制度创新研究》，《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从制度建设的进展来看，制度似乎已经越来越健全、越来越完善了。从理论上来看，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作用应该越来越强